1990-02-20 | 李基鐸

[周二论坛] 东欧与朝鲜变化的意义 李基铎<延世大学教授·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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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采取将朝鲜的变化与东欧的变化相比较、有时甚至将两者相互等同的视角,期待朝鲜出现变化。然而其中存在令人困惑的差异。 事实上,1945年金日成在进入平壤的首次演说中所规定的“苏维埃祖国”改变了一党独裁这一共产党的基本立场,这想必给朝鲜带来了深刻冲击。因为戈尔巴乔夫断定列宁主义的现代适用已不可能,并在放弃这一点的同时放弃了共产党的一党独裁。 东欧变化的阶段,使人产生由政治变动直接进入民主化或市场经济之路的展望。然而朝鲜的政治变动或许会转向“政变”,在这一点上形成对照。朝鲜的社会结构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带有比韩国社会更严格军事化的社会结构特征。因此我认为无法预期民主化,更不用说向市场经济过渡。我认为不应以我们的社会科学标尺来看今日朝鲜的社会结构。带着对某种程度上非政治的“官僚精英”的期待去看朝鲜,是勉强的。朝鲜的精英层彻头彻尾出身于“万景台革命遗属学院”,与东欧的精英在性质上不同。应当指出,目前朝鲜的党政治局在人事层面上军方与民间并无区分,具有彻底的“可互换性”。党政治局委员全都是朝鲜战争时期的师长,同时又是像朴成哲那样能够成为南北对话主角的、我们所说的“民间精英”。这一核心权力的象征就是金日成本人的政治个性。他具有既可以是彻底的军人、又可以是彻底的政治家的互换性。 从国家论的视角看,朝鲜可以说是彻底要塞化的“兵营国家”。从朝鲜的社会结构看,如果纯粹东欧式的民间精英薄弱,那么相应地军方只能被评价为社会的绝对主导势力。因此我认为,一旦朝鲜发生政治变动,从力量的视角看必然由朝鲜军方主导。与1960年韩国的军事政变相比较便容易判断。尽管张勉政权具有民主性,但卷入朝鲜战争的军事精英涌入一般社会,由军方主导统治了18年,我认为可以与此相比较。若从朝鲜政治社会的结构层面看没有可取代军方的势力,那么金日成之后朝鲜的变化只能转变为军事性质的政变。在政治行动已经不便的金日成体制下,金正日的权力继承只能是过渡性的。因为以几乎毫无军队经历的金正日的性格而言,一旦人民军介入朝鲜政治,其控制能力将成为问题。 东欧的变动表现为通过多党制的“民主化”或引发私有财产制的向“市场经济”过渡,而朝鲜则可能转向与民主化相反方向的军事政变。只要稍加深入分析朝鲜的社会结构,就容易看出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展望几乎不可能。因为朝鲜经济一直彻底依靠金日成的“现场指导”和“决定”集中推进。这与苏联的“国家计划经济”(Gosplan)也可以说是根本不同的经济。 从这一意义上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对包括东欧的变化及其对朝鲜的影响,是否存在诸多错觉。如果像柏林墙倒塌那样停战线崩塌,那么与东欧相反,朝鲜社会的军事化将迅速推进,需要漫长的历史时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与追求民主主义的韩国社会经历了18年军事政治相比较便足够了。 因此不言而喻,我们在接近东欧或接近苏联时,对市场性的接近也应以更从容宽裕的心态进行;更进一步,在接近朝鲜时,应预想若干社会性与政治性的“阶段”而后接近。 问题的核心是朝鲜“对内政治”的变化。我认为现在正需要深入审视朝鲜社会内部并加以分析的智慧。在今后的变化中,东欧有望以西方文明的历史传统为基础向民主化或市场经济过渡,但在东亚,13亿人口的中国民主化的可能性,以及能够支撑13亿人口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自由世界市场,目前都不存在。 更进一步,从朝鲜的社会结构与历史传统与东欧截然不同这一结构性视角出发,我认为现在正是应当以结构方式观察今后朝鲜变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