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合党政局形成后,政府与民自党首次就经济对策举行了党政协议。 在“增长还是稳定”这一无谓争论使双方情绪激化的情况下会面的两方,与其说是费心于挽救国家经济,不如说更费心于化解个人情绪,经过1小时30分钟的对坐,得出“增长与稳定的均衡”这一含糊结论后散会。 “增长与稳定的均衡”作为我国经济政策智囊聚会所能得出的结论,实在过于平常;若为得出这样的结论而彼此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一方还要摞挑子,用时下的话说就是笑话。 当天会议上所显现的会议主体的姿态中,荒唐之处还不止于此。 首先来看政府方面对当前经济困局的认识。 经济企划院方面在当天提出的《当前经济议题与应对方向》中列举,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急速下降,面临增长率放缓、出口数量减少、物价不安持续等艰难局面的原因是:▲过激的劳资纠纷、工资上涨及其他收入补偿性要求增加 ▲全产业技术水平停滞 ▲资金及企业活动与国民关注集中于非生产性领域 ▲勤勉诚实的劳动伦理退步导致劳动质量下降与过度消费风气蔓延 ▲社会领导层未能充分形成节制欲求的正论等。 仔细审视政府所列举的经济困难原因,不难看出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的提供方正是政府。 尽管如此,政府却丝毫不承认自身政策存在失误。 当然,随着国家经济规模扩大以及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政府的角色和职能较过去有所缩小,这样发展也是可取的。但政府角色的缩小绝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缩小。政府方面辩称“换谁来也没办法”,意思是政策手段受到限制。 然而,解决问题的起点是自我反省。 目前政府方面主张所谓稳定论,认为若因经济萧条便沿用过去一味追求增长的政策,日后将招致不可收拾的后果。 主张树木也要经过冬天才生年轮,经济同样应经历萧条期以强化体质,为再次腾飞奠定基础。 政府方面的这类主张自有其道理,但看来其中回避责任的逻辑更为浓厚。 政府方面的这种主张,只有在国民确信政府已为打开经济困局竭尽全力时,才可能具有说服力。 然而果真如此吗? 凡是政策,没有不具备自我正当化逻辑背景的。所有政策的制定者或执行者都主张其政策是最佳选择。而只要动机纯正,许多国民也不会对此多加异议。 政府此前为打开经济困局而实施的各项政策,大概都属于这一范畴。 但政策的结果比动机的纯正更为重要。 政府主张为挽救经济已多方努力,但结果如何?不是不见好转反而更趋恶化的局面吗? 今年以来,政府一如去年,拿出惯例的指标,称到了下半年经济将会好转。 民自党的政策相关人士回顾称“从去年初到下半年,政府所表现出的姿态令人失望”,并对“今年又提出下半年好转论,不知有何依据”摇头不解。 政府去年初以国际收支顺差管理令人头疼为由,提出应减少出口的逻辑。这种姿态一直持续到年末前后,并且带有把政界的问题提出贬为业界游说的气氛。 在贸易收支顺差基调动摇、按数量计算的出口开始减少后,政府方面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而推行出口支援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 对政府所强调的稳定论,义愤更大。 在政府高举土地公概念、扬言要抑制房地产投机期间,全国房地产在过去一年间上涨逾30%,今年以来大城市的全租金平均飙升40%~50%。 本年度扬言要控制在5%~7%的物价,正以突破两位数之势躁动。 这种物价的不稳定首先源于通货泛滥,去年年末为救股市而投入多达3万亿韩元资金,即属于典型的通货滥发事例。 就连土地公概念,对于能够聘请律师管理土地的阶层而言也不过是纸老虎。这些法案已在立法阶段被称作掉了牙的“空概念”。 党与政府借土地公概念已充分收获政治宣传效果。作为展示政府实现经济正义意志的手段,土地公概念可谓本钱早已收回还有余。 尽管如此,一旦党内试图指出经济改革措施需要补充,政府方面便迅速加以利用,反击称政界受业界游说要拖慢改革,并热衷于自我宣传,仿佛改革是政府一家在做。 民自党方面把滥发迎合民意的政策列为政界对经济困难的责任,但这同样自相矛盾。 滥发迎合民意的政策,在竞选承诺项目等方面执政党更为严重,却把减轻农户负债、秋粮收购价决定、医疗保险组合支援等面向弱势阶层的收入补偿性财政支出,当作发达国家式的过速福利政策,主张福利减速论。 与此同时,也有人指出,民自党因担忧把从第五共和国继承来的国际收支顺差基调、物价稳定基调全部耗尽,在国家财政被搞空的状态下结束执政,这种强迫观念使其受到急功近利的政绩主义诱惑。 第三共和国、第五共和国时期增长驱动政策的主角登上党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使这类猜测更加纷纷。 从政府与民自党对经济状况的这种认识和应对姿态来看,打开困局的第一步,应从党政恢复责任意识、摆脱跷跷板式政策中寻找。〔林钟乾记者〕
[照片] ◇要克服当前经济困局,政府与庞大执政党民自党恢复责任意识是最为紧迫的课题。(照片为在青瓦台举行的民自党最高委员及统合推进委员联合晚餐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