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经济部门改组的传闻频频,心情不佳的高层官员们常会脱口而出一句话。 那就是反问“换谁来又能有什么妙招”。 乍看之下像是政策当事人不负责任的辩解,但反过来看,这话也并非全无道理。 而且这也是一段暗示“应对经济困局的政策手段之困境”的话。出口、货币、物价、股市、汇率、劳资关系等支撑我国经济的主要要素,没有一项有望顺利解开,而且究竟该从何处下手、如何下手也没有明确的处方。 若把我国经济当作患者,那就是把所有可能得的病都揽在身上,既无法只治疗某一个部位,而若一味高强度投药,反而担心引发更严重的并发症,以致难以贸然出手。 从某种角度看,这些年各种处方都已试过,但经济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持续恶化,于是或许就成了撒手不管、只等自然恢复的局面。 正如政策当事人所诉苦的,为重振萧条景气,政府能动用的手段都已使用——这话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令人认同。 去年11月17日政府推出的景气对策中,贷款利率下调、特别设备资金设施、出口设备金融恢复、贸易金融扩大、各种税制支援等业界或部分政界要求的事项都已包含在内。 此外在出口方面,对美汇率贬值虽未能一次性实施,但自去年11月以后一点一点下调,仅今年以来相比去年年末就已贬值约2.2%。 当然,也不是没有批评说政府那样的对策错失时机,或措施力度不够果断。 另外也不乏严厉批评称,政府对88年末以后急剧进入下降局面的我国经济前景预测失误,使政府对策成了“从第一颗纽扣就扣错的局面”,并由此产生了进一步加深景气萧条的反效果。 例如有主张认为,去年年初以来政府一味坚持轻率的乐观论,无视经济实况而一再采取权宜之计,等到真切感到病情严重时,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还有观点认为,去年11月政府推出的降息等景气对策,细究起来与其说是刺激政策,不过是不得已的应急处理,反而成为使我国经济病症加深并长期化的因素,并把为数不多尚可一用的有效应对手段消耗殆尽。 因此有分析认为,即便现在推出某种果断的刺激政策,其积极效果也会减半。 同时有主张称,如今无论构想何种刺激政策,随之而来的附带负担,即物价不稳、房地产投机等都会加重,而这一负担只能承受。 因此,不论原因何在,现实中政策当局能打出的牌极为有限,这一点是明确的。 首先看货币问题。以振兴景气和货币供给弹性运用为名义,今年1月总货币增长率同比激增22.4%,呈现货币洪水局面,但景气毫无动静,只刺激了通胀心理,加重了物价不稳。 1月消费者物价即录得1%的涨幅,以全租、月租价格为中心房地产也开始蠢动,若货币管理不能恢复到适当水平,通胀幽灵与房地产投机热潮再度燃起的忧虑也在加深。 然而强力回收货币在目前来看难以期待。要强力回收货币,就必须动用贷款窗口管理等积极手段,但这显然会使本已低迷的企业投资心理更加萎缩,而对于被股市牵住脚踝的当局而言,货币债管理同样不是合适的手段。 尤其在股市方面,正如去年12·12股市刺激政策所显示的,市场结构已失去自生能力,政府一旦松手随时就会崩塌Rado。 但若不把过剩的市场流动资金至少锁在股市里,这些待机资金一举涌向房地产投机等领域也是显而易见的。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对股市不得不进行“无底洞注水”式资金支援的情况下,合理的货币管理只能是难以期待。政府已着手取消商业银行规模庞大(估算约7万亿韩元)的补偿性存款(定期),以防止货币指标失真,但也有指出称,这同样会在资金超额需求的现实下引发企业资金紧缩,刺激第二金融圈或旧市场的利率。 汇率问题上,此前一直持续贬值,但因是一点一点推进,与其说振兴了出口,反而带来了推迟出口的效果,相反还造成提前进口的负面作用。 但在如今无法一次性大幅贬值的对外形势下,有分析认为短期内靠汇率来带动出口存在局限。 目前政府在景气方面可选择的手段,被提及的有进一步降息和增加特别设备资金等。但降息因其通胀、促进过度消费、储蓄基础崩塌之忧等负面因素大于景气刺激效果,已暂被排除。 此外,特别设备资金追加支援问题也因低利长期资金带来的利率失真、每年高达500亿韩元的利差补贴问题等被提出,预计难以轻易得出结论。 在艰难的经济形势下,连处方的选择都很困难——我国经济的苦恼正在于此。 民自党与政府之间再度掀起政策争论的原因也在于:政府主张无论如何要以忍耐顶住这种局面,即便痛苦也要实现体质改善;而党方面则主张再硬撑下去陷入无法复生的危险很大,该放弃的要果断放弃,只取该取的。 然而无论哪一方,都是无法对未来给出明确保证的选择,困难因此加重。因为我国经济的症状,其规模与结构已过于庞大复杂,不再适合作为临床试验对象。〔李炳浣记者〕
[照片] ◇民自党与政府之间围绕经济政策方向出现摩擦与矛盾,但无论选择哪个方向,都不得不伴随不小的负担与痛苦。(照片为12日召开的民自党与政府首次党政会议)。〔安度林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