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笔者曾在首尔经济新闻上主张“财产税适用累进税率”(1970·10·2)和“新设土地保有课税”(1971·5·16)。如今这些主张已具体化为现实政策(综合土地税制),令人欣喜;但若能更早被采纳,房地产投机问题或许会轻得多,想到此也不无遗憾。 去年5月临时国会立法通过的综合土地税制,将此前对土地课征的财产税与土地过多保有税合并,其重大特点在于把以往按地块课征的对物课税转变为按所有者课征的对人课税。即按持有土地价额合并计税,一方面确立与负税能力相适应的公平课税原则,另一方面抑制土地过多保有并遏制通过土地投机获取的不劳所得,这正是立法宗旨。然而,已立法的综合土地税制却因税负过重的理由,还未起步便被摆上了手术台。 政府最初设定了通过引入土地公概念消除土地投机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使土地课税标准现实化并实施综合土地税,以谋求土地的高效利用和公平性提升,构成土地政策的大框架。但如已暴露的那样,土地公概念三项法案适用对象狭窄、例外规定众多,且行政裁量介入的可能性很大,其实效性确实大受质疑。因此,更根本的投机对策应是完善土地财产课税制度,并以此为基础运行土地公概念制度。 尚未实施便决定修改综合土地税法的最大理由是:课税标准现实化使税负增加,加之综合土地税的高税率适用导致土地税负担急剧上升,预计会出现强烈的税收抵制,同时物价不稳的忧虑严重。但负担增幅并不算大。只是对物价不稳问题需要更慎重考虑。理论上,综合土地税的税额会因课征对象不同而或被转嫁,或归属于土地所有者。对所有者即使用者的土地课征的税收由所有者负担,此时土地税经资本化过程会引起土地价格下跌,可期待抑制土地投机、稳定土地价格的效果。但对酒店、百货店、金融机构等持有的商业用地或出租土地课征的土地税,现实中会转嫁给处于弱者地位的设施使用者或承租人。此时税收会再转嫁到商品或服务价格上,很可能导致物价上涨。因此本应考虑税负转嫁的可能性。 既然综合土地税的修改方针已成既定事实,就修改相关问题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已立法的综合土地税累进结构过于陡峭,且课税档次多达10级,过于繁多。加之在课税标准现实化之上一次性实施高税率体系的综合土地税,极易在部分领域引发强烈抵制。因此建议下调最高税率并减少累进档次。 第二,即便现在考虑课税标准现实化的推进情况而降低税率,也应明确长期将上调税率。这从课税公平、未来福利政策所需财源筹措以及提高地方财政自立度的角度看都有必要。我国综合土地税相对市价的实效税率大致为6.06~1.5%水平,而早就实行土地税的台湾实效税率为0.4~1.7%,远高于我国,这点值得参考。因此如课税标准现实化五年计划一样,综合土地税率也应制定五年计划,使国民预先了解未来税负,从而引导其高效利用土地或处置闲置土地,这需要政策上的考量。特别是对营业用地部分,考虑到税负转嫁带来的物价上涨风险,有必要暂时降低税率以缓解对物价的冲击。 第三,据悉政府决定研究方案,在1992年前后将建筑物财产税与综合土地税合并为综合财产税并转为国税。合并为国税化的综合财产税,在提高时价调查、税收征收等行政效率,并以地方让与税形式返还地方从而改善地方间财政不均衡方面意义重大,但也须考虑其会极大制约地方政府通过税收政策自主运营经济的问题。 第四,需要政府的施策与宣传,使国民理解财产税的额外负担并缓解排斥感。在实施地方自治制之际,将作为地方财政主要财源的财产税用于增进地方居民福利、道路、供排水设施扩充等,让居民感到所缴税款直接有益于自身,从而减少税收抵制,这种战略性努力也很必要。借此机会,为扩大税收和实现税负公平,课税对象或许应考虑扩展至土地、建筑物以外的财产,即对高价古董、奢侈娱乐用品、艺术品等课征个人财产税。 对领取年金者或工薪者持有的小规模居住用土地等,当然应研究给予土地税免税或减免优惠的方案,但如果我们都赞同迈向福利社会,那么少缴税并非上策,而应负担与能力相称的税款,这一点值得指出。综合土地税的基本方向和长期目标必须实现,为此期望国民的理解与支持以及政策的一贯性。
1990-02-04 | 奇宇植
[特别投稿] 奇宇植<乐喜金星集团顾问·前纽约州立大学教授> 20年后终见成效的土地保有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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