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1-30 | 李英旭

[名著十分钟] 格奥尔格·卢卡奇著《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 社会与历史现实反映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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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在于正确指出现代主义文学的局限,并拓宽现实主义文学的可能性。此时重要的是,在对照这两股潮流的同时,正确关注世界观问题。现代主义系列的批评家们依据形式层面,尤其是写作方式或技法等,把“现代的艺术”从“陈旧的艺术”中分离出来,以此主张自己所拥护的文学倾向是先进的。然而以这种方式,不仅无法正确判断这两股潮流的根本差异,对形式问题本身也无法作出正确判断。 形式或写作技法上的差异,取决于对作品中应被形象化的世界图景的评价。也就是说,世界观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人本质上是永远孤独的个体。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时,文学便丧失了发展的视角。 这源自具体的历史状况。市民阶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进步性,也随之丧失了具体的未来展望。即陷入静态的人性观。这在艺术形式上产生两种偏向。其一是丧失对外部世界的展望,不去关注个别与普遍的综合,而执着于细节的态度(自然主义、意识流等);其二是被毫无根据的抽象原理所束缚的态度(现代主义、荒诞剧等)。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与“陈旧的艺术”相对的“现代的艺术”,不如说是19世纪自然主义以来出现的“中心丧失”的文学表现。 当然,问题更为复杂。我们甚至很容易发现,同一作家的同一作品中也交织着现代主义倾向与现实主义倾向。这是因为一切文学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现实主义,即便是现代主义文学,也会以扭曲的形态反映社会历史现实。然而,拒绝僵硬的区分与抹平原则性的对立是两回事。明确的是,技法相似并不意味着世界观本身相似,对特定技法的认可或拒绝也不能等同于作家的基本目标。也就是说,即便乔伊斯与托马斯·曼都引入同样的“意识流”技法,该手法是被用于规定作品整体的世界观原理层面(乔伊斯),还是为了更具体地描写现实而使用(托马斯·曼),二者存在显著差异。 这里再次浮现展望的问题。因为展望正是从艺术上规定这种差异的根源。事实上,艺术是选择本质性事物、剔除非本质性事物的行为。作家以自身经验为基础努力传达大量内容,因而选择是必需的。选择在作家个人的层面完成。但要使这种选择有意义,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超越自我的问题,即历史问题与社会问题。此时作家的选择是否有意义,取决于它是展望,还是仅止于主观之物。 就此意义而言,今天市民作家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极为重要。因为当展望是具体的展望时,这是绝不可回避的问题。归结而言,对社会主义的拒绝正是今日现代主义作家丧失展望的主要原因。西方作家肯定社会主义并非易事,但若连不予拒绝的态度都没有,最低限度的具体展望便不可能,因而现实主义也不可能。 当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并非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对立。最为重要的对立是战争与和平的对立。市民作家的义务,是拒绝被视为宿命的不安状态,基于和平共存这一新视角,致力于重新构筑人性,而这正是西方市民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应走之路。 在社会主义社会,展望以明确的面貌呈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由此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再存在或变得毫无意义。至少只要两种现实主义共享对真实的关切,无论在何处都足以充当反对反现实主义颓废文学的同盟者角色。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批判现实主义以这种根本性格为基础,具备描写新社会复杂性的能力。也就是说,批判现实主义对形成今日的文学作出重大贡献,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合作者。 ◇国内译本=人间社刊 摘要:李英旭(中央大讲师·美学)

[照片]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 ▲1885~1971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就学于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 ▲布达佩斯大学教授 ▲代表著作:《小说理论》《理性的毁灭》《历史与阶级意识》《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