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至今很少听闻的“主义”或“ism”这类说法,与其说是欣喜,倒不如说先感到困惑和厌烦。这大概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意识形态造成的分断状况下,而且凡是叫“主义”的词,其含义从未被爽快地厘清过。 因此,当新成立的文化部以“文化主义新事业开展”为名发布首个政策方向时,最先映入眼帘的也是“文化主义”这个陌生的词。 “主义”这个词本身的产生并无可指责之处。日益复杂的人类社会不可能像檀君时代那样仅凭弘益人间的理念运转。然而,用熟悉的词就已足够、或在逻辑上并不成立的“主义”,既不经济,又只会带来混乱。 如今虽已少见,但直到几年前,我国文化界围绕“商业主义”的争议还相当喧闹。这个在国语词典和英语词典中都查不到的词,其确切含义难以说清,但用法却是固定的。每当出版社以及电影公司、剧团等文化企业凭“水准低下、只提供浅薄趣味”的作品大赚一笔时,就会听到这种说法。 “商业主义”这个词之所以刺耳,并不只是因为其语气带着指责。而是因为这个担忧“低质文化”的词本身缺乏逻辑,因而也不具文化性。它或是不懂供求这一市场经济原理,或是抱着唯有文化界应成为我国经济机制中例外地带的独断。 这场争议随着消费者(读者)口味变得高级、“商业主义”主角作家们人气下滑而平息下去。当然,出版社为拉拢符合新口味的作家而竭尽全力的“商业主义做法”依然如故。这虽已是过去之事,但它显示出我国文化界体质的松散——一个毫无依据的词竟能长期不受盘查地横行,因而难以轻易忘却。 因此,文化部为了准确的语言生活而以语文政策为重点发布“文化主义新事业……”,是值得欢迎的事。而正因如此,才会对“文化主义”这个陌生的词感到紧张。 “文化主义”当然不像“商业主义”那样带有指责语气,而是肯定的,就“主义”一词而言气氛也较为柔和。然而它在英语词典之类中查不到,而日语词典中收录的内容则原样载入了国语词典。这个产生于日本大正时代的词,与“文化至上主义”同义。 “文化”一词本身就是日本制造的汉语词,无需再就是否为日语词争论。但如果此次的“文化主义”正是“文化至上主义”之意,那么首先“至上”这个词就令人不适。这是把社会各部门割裂看待的思路,如同一度流行的“经济先进国”“政治后进国”之类。 如今经济与政治一同向“后进”看齐下滑,这种说法才销声匿迹,但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原本就不是手脚那样的关系,而是像肉与血一样有机的关系。 如果这个“文化主义”并非那种含义,而只是笼统地为了强调文化,那便是语言的浪费。至今政权虽频繁更迭,却始终不倦地高呼“文化艺术振兴”,也成立了“文艺振兴院”之类的机构。这些口号和机构未能发挥应有作用,连语感都已褪色,但其含义仍清晰地存在。 因此,若“文化主义”并无特别含义只是“作为装饰”被使用,那就令人怀疑,这是否是为了掩盖新设的文化部与其宏大的设立宗旨不同、并无特别政策愿景的事实。 这种感觉随着读下去内容越读越浓。事业内容多达29项,而且冒出“成为地皮行家”“放下吊桶”等陌生词语,让人再次吃惊,但这种吃惊与“感动”之类并不相同。国民对文化部的期待,不是“为韩语起美好名字聚会”之类发布的声明,而是对我国文化“体质”的诊断与处方。虽然提出了“主义”,但这份事业计划中既看不出整体脉络,也抓不到“开放主义”式的具体理念。 对于我国文化必须克服的最大课题——冷战与分断状况,也未能从本质上加以接近。分断问题是全社会的课题,但在文化层面包含着太多问题。正是在文化公报部,表面上“文化”占据了内室,而部长之位实际上几乎被“公报”独占,这也与分断状况直接间接地纠缠在一起。 特别是李御宁部长,想必对分断状况与我国文化的相互关系看得再清楚不过。他在1960年代小说家南廷贤的“粪地”事件中作为证人为其辩护,一事已如传说般广为人知。当“粪地”被指为反美、南廷贤因违反国家保安法而站上法庭时,文学评论家李御宁以“见指论”反驳,其要旨是:“那就如同有人指着月亮让你看时,你却不看‘月亮’,只看‘手指’。” “粪地”事件发生于1965年。因此李部长想必不会认为那只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旧事。就在“文化主义”发布前后,诗人朴劳解同样因国家保安法被通缉的报道被大篇幅刊载。 对这类本质问题,此次政策方针漠不关心。当然也有“推进韩民族同质性的文化恢复”之类的项目,但具体内容不过是向居住在共产圈的侨民派出艺术团,而这类事在文公部时期也一直在做。 李部长在就任感言中说,“心境如同要建新房的木匠”。然而,在急于建起气派新房之前,他应当倾注心力绘出一份确切的“蓝图”。
1990-01-24 | 梁平
[编辑部专栏] [梁平 文化部长] 文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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