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比喻为“没有炮声的战场”、正经历极端劳资对立纷争的我国生产现场。此外,无论从宏观经济指标来看,还是考虑国内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各经济主体的姿态,当前的经济状况都足以用“危机”来形容。寻找摆脱这一困局的突破口已成为紧迫的政策课题。 所幸,对于自去年下半年起全面显现的经济现实困难,随着时间推移,劳资双方已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共同认识,危机管理的可能性因而增大。 同时,结束了充满矛盾与变革的80年代、被期待为新飞跃时期的90年代之初,也被视为清算劳资对立与反目敌意的过去、以劳资和解与协作为基础确立伙伴关系的新起点。 可以说,如今劳资双方已到了应抛弃加薪与压薪的小利、转向大局姿态的时刻。应在各阶层“争取自身份额”的竞争中恢复冷静,壮大各阶层可以均衡分享的共同分母。 为此,劳资双方在强调自身声音之前,应表现出倾听对方声音的宽容。 让步不一定就是美德,但劳动者应反省是否曾强行要求拿出并不存在的东西,企业主则应反思是否以增长为主的经营战略强迫劳动者作出牺牲。 回顾过去,劳资纷争在1987年达3747件、1988年1873件、去年1616件,由此我国在国际上背上了“纷争多发国”这一并不令人愉快的恶名。 在高工资、贸易摩擦等对外经济条件日益不利的情况下,以纷争多发国的形象,韩国商品要确保国际市场并实现长期市场扩大也很困难。 再看纷争持续天数与每件纷争参加人数,1988年为13.9天、154人,至去年8月底已大幅增加至18.5天、239人,以数字显示劳资纷争呈长期化、大型化趋势。(韩国劳动研究院劳动动向分析) 比纷争件数多更为严重的是纷争的强度。据商工部统计,仅去年一年,生产受阻金额就达4.2万亿韩元。这一数字超过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也就是说,劳资纷争造成的损失对经济增长率发挥了巨大的减速制动作用。 此外,我国经济还背负着每年须为多达40万人的新增劳动力提供岗位的重担。因此经济规模必须在适当水平上稳步扩大,为在2000年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还面临至少守住7%经济增长率的课题。 从这一角度看,劳资纷争必须积极加以抑制。作为生产活动主体的劳资双方,为壮大可分享的份额、实现国民经济的富足,应展现以勤勉为代表的劳动意愿和旺盛的投资意愿。劳资双方唯有致力于提高生产率与技术革新,才能营造“令人振奋的工作场所”。 相反,在经历劳资极端对立的企业,即使作业气氛恢复平静,情绪上的积怨仍会残留,结果往往在管理者与生产一线之间形成隔墙,陷入低效率。劳资纷争即使原因得以消除,也无法完全恢复原状。 “劳资双方若过度依赖物理力量,对抗结构将更加尖锐化,企业主则会退回到依赖官权。 此外,劳动者的过激纷争会给相关产业整体带来连锁冲击,并成为公权力介入的借口”,韩国劳动研究院研究委员李銑指出。 今后工会的集体谈判活动应摆脱一味进行工资斗争的做法,将视野扩大到住房安定等劳动者福利问题。同时,急于一次性贯彻目的的急躁,不仅会使下一步目标设定变得困难,还可能因集体谈判成果而陷入工会内部纷争的风险。工会已到了在不损害劳动者团结力的范围内、以逐年方式争取实现多样目标、展现灵活性的时候。因为无理的要求主张是使工会短命的陷阱。 政府表现出“劳资纷争若持续下去,一切都将完蛋”式的强硬立场。 被逼入绝境的原因在于,使过去高速增长成为可能的低工资、易于引进的技术、高生产率等都已消失。经济增长的活力已丧失,因此唯有重新充实企业的投资意愿和劳动意愿,才是恢复经济发展活力的途径。 然而,若在未能稳定房价、抑制物价的情况下,要求劳动者自我节制工资,并强迫其解下象征劳动者斗争的头带,产业和平只会流于空谈。 政府唯有纠正经济力集中以及不劳而得收入与劳动所得之间的税制不公,并积极努力实现增长成果的均衡分配,才能引导产业和平。 应抛弃“公权力万能”的简单逻辑,保障劳资自律与对等原则,帮助健全的劳动运动。唯有工会强大,在企业经营危机来临时才可能分担痛苦,才能主导劳动者的欲求节制,生产率倍增运动也才能高效推进。 与此同时,对于复数工会与第三者介入问题,需要灵活的制度性改善。对所谓的在野工会,也值得研究将其纳入体制内、最大限度减少全劳协组建等劳资不安因素的方案。 90年代的劳资和平,也是为使作为生产主体的劳资双方在世界经济萧条等外风面前变得更为强韧、改善体质所不可避免的要求。 政府为实现健全的劳资自律谈判,应努力确保公权力的公正性,同时自我节制过度介入,满足于“规则制定者”的角色。 [宋河植记者] [照片] ◇90年代我国经济的生死存亡取决于确立无劳资纷争的产业和平,这一认识正在扩散。(照片为劳动部长官崔永喆在近期中央劳资政座谈会上,为经总会长李东灿(左)与劳总委员长朴钟根的握手做中介的情形)
1990-01-17 | 宋河植
90年代韩国经济]选择与课题<9>新劳资文化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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