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过去随着那个时代的人一同消逝,其自身无法成为支配现实的判断标准。规定主要争点、提出所求之物的,正是现实。除非是古董收藏家,关心过去的唯一理由,就在于过去可以为现在与未来的生活提供参照。因此,向历史求诉,只有在与现在或未来相关时才具有意义。 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克服如下的历史认识: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中称“历史自身具有美学上的愉悦”;费奈隆则说“优秀的历史学家不属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并称“关于历史的知识,是在光荣地孤立着的历史学家的书斋中构造出来的”。 未能认识单纯的历史知识与社会实践之间关系的历史观,如今成为主流。其一是能更多吸引大众目光的新史学,涉及多样的思维方式、与生死相关的主题等人性问题;其二是以官学化的苏联历史学的权威与方法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它们把历史从民众手中夺走,将民众驱逐出历史的领域。这是把历史研究看作少数专家的特权、怀疑民众能否主动参与创造历史的结果。 那么在既有体制内,历史与历史学家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阶级社会中,历史是统治阶层为维持权力而使用的工具之一。由史官们的官方协议体所书写的历史,是一种把王朝的权力结构规定为贯穿整部历史的社会秩序基础的国家事业,政府则极为露骨地向过去(历史)求诉。 国家权力还从源头上监督关于过去的知识。历史学家如此看重的一次史料,大部分出自国家或国家附属机构,统计资料尤其如此。隐匿史料,是国家组织控制过去时广泛使用的方法。因为过去也是必须被清除的麻烦。 历史学家确信自己享有表达的自由,但实际上他们的研究被高度的社会控制所束缚。 如此,历史在统治阶级的社会实践中所具有的功能易于界定,而民众与过去主动建立关系的过程,则因情况不同而呈现多样面貌。唯一明确的事实是,对民众而言,过去只有站在统治势力的对立面来看时,才具有意义。 在推翻现存秩序的过程中,摧毁过去及其压迫的象征是理所当然的。在“清算过去”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铜像被破坏,武器库被砸毁,标示身份的记录与封建证书被焚烧。反对官方对过去的改编,民众力图创造出更符合自身愿望的新形态的过去。只有废弃传统的历史结构及由其产生的历史叙述,才能实现新的出发;1792年法国共和政体或1912年中国共和政体宣布新历法,也正是想确认“时代已经改变”这一事实的意志产物。 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各民族又如何实体地认识历史的意义? 许多民族主张其民族的同质性是久远的历史事实,并借此让国际舞台认识其存在。对大多数民族而言,民族的连续性与同质性意味着超越“短暂的殖民地状态”的斗争与再夺回。恢复民族的历史连续性,意味着复活在西方统治下被有意隐匿的历史业绩。中国或越南系统地复兴针灸、艾灸等传统医术,正是这一意义上的举动。 如此,历史思考与时间的流向不同,是回溯性地发挥作用的,而这正是历史的存在理由。从过去到现在的关系建立在沉默、隐匿、孤立之上,而从现在到过去的关系,则是公开而明白地展现出来的关系。颠倒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流向所形成的关系,意味着摧毁被公认的象征性概念,改变迄今为止对某一事实的意义解释。 然而“专业的”历史学家们把民众对源自具体生活现场的历史事实的要求置于一旁,只图细密的“专业化”。更进一步,他们在自身的知性或著作中寻找安身之处,并以“理论性实践”自慰。Sangatop和安居于既有秩序中的专业历史学家,只是按照国家与权力结构的召唤,把过去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编织起来而已。要打破历史学的陈旧外壳,正需要挑战功能性历史学家的权威。 “彻底清算过去”这句话,是对人类进步持乐观展望的朴素理性主义的产物。社会总是要定义过去。而且为了定义未来,社会将始终需要过去。 ◇国内译本=理论与实践出版社刊 摘要=李承烈(历史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史学)
[照片] ◇让·谢诺(Jean Chesneaux) ▲1922年生于法国巴黎 ▲研究中国史·越南史 ▲索邦大学教授 ▲代表著作:《孙文》《越南》《中国农民运动史》《要抹去过去吗》(为实践的历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