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1-16 | 李世正

90年代韩国经济的选择与课题 <8> 开拓北方 四面楚歌的韩国经济寻“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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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市场在90年代将以何种角色和面貌出现在我国经济之中?它是继越南特需和中东特需之后的新出路,还是只会成为“只剩鱼刺的鱼”,留下负担而已? 汉城奥运会之后,“北方”一词对我们已不再陌生。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欧共体之后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与苏联及东欧圈多国关系的活跃正常化,也让人期待即将有所成就。去年,堪称韩国资本主义象征性代表的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访问朝鲜,商讨金刚山开发计划,一度甚至营造出仿佛马上就能到金刚山观光旅游的梦幻气氛。 在80年代收尾之际相继发生的匈牙利、波兰改革,柏林墙倒塌,以及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被处死等事件,都为我国90年代开拓北方发出了绿灯。美苏新缓和时代正全面开花,苏联与东欧圈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靠拢,东西方趋同的大潮被视为我们的良机。 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北方开拓正进入全面阶段。80年代初萌芽、以汉城奥运会为契机变得可见的北方开拓,正成为须为20世纪收尾的90年代的重要课题。 认为北方市场是我国经济新出路的期待,源自其高度的潜在购买力。尽管去年天安门事件后有所停顿,但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既已尝到开放的滋味,只是速度问题,庞大市场仍会重新开放。若苏联与东欧加入,对于饱受美国、欧共体保护壁垒之苦的我们来说,便是不容错失的市场。 此外,对于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化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痼疾的他们而言,我国的经济水平作为合作伙伴颇为合适,这也是一项优势。天安门事件之前的中国以及苏联、东欧圈对与我国的经济合作表现积极,正是以这种利害关系为背景。 对我们而言,也迫切希望通过进军北方,为受阻于美国、欧共体保护壁垒的出口寻找新出路,并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然而,认为不能仅以乐观态度看待北方市场的观点同样不容忽视。有人认为,北方市场只是对我们而言才算新市场。分析指出,美国、日本及西欧各国过去多次敲门,却未取得显著成果。 专家诊断称,苏联与东欧的改革政策能否成功,取决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提供多少支援,这同样说明,我们单枪匹马贸然涉入可能力有不及。 但“北方”一词对我们而言并不只意味着经济层面。 应通过进军北方,实现南北关系的划时代改善,并为太平洋时代做准备。 今年以来,围绕南北经济合作、朝鲜半岛经济共同体等重新确立南北关系的探索正在谨慎推进。去年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访问平壤后令全体国民振奋的朝鲜热,虽因文益焕牧师和徐敬元议员访朝事件而冷却,但90年代的南北关系必将呈现出与解放后过去45年显著不同的面貌。为此的基础,正应通过扩大经济交流来构筑。 北方开拓还与我国在太平洋时代的地位息息相关。 进入20世纪后由印度洋转移到大西洋的世界经济中心,如今正迎来太平洋时代。在美国、日本以及中国、苏联将形成巨大链环的太平洋时代,我国的位置不仅在地缘政治上,在经济上也处于中间连接点的位置。只有充分发挥这种中间者的优势,我们才能堂堂正正地成为太平洋时代的主角。 北方贸易的推进其实始于70年代初。政府于1973年通过6·23和平统一外交宣言向共产圈开放贸易门户,随后于1975年有限度地允许前往共产圈国家旅行,但受当时共产圈国家厚重帷幕与冷战逻辑所限,仅停留在形式层面。而进入80年代后,随着中国推行快速开放政策,所谓“第三国特需”的对中国间接出口日趋活跃。 倡导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通过海参崴宣言表示“将无一例外地与太平洋国家推进多样关系”,向我们发出信号;在86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大举入境之后,政府又通过1988年的7·7宣言全面开放了与共产圈国家的贸易门户。去年与苏联就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达成一致,并成功与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建交。 北方开拓真正变得可见,只是一两年间的事。对于北方开拓,眼下既不可贸然乐观,也不可悲观。 虽然连与共产圈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都已成功,但体制差异带来的风险该如何担保仍是问题,而支撑经济进军的外交、文化层面的接近也尚不充分。 无论它是为我们打开新出路的无尽宝库,还是只留下伤痕的沉重负担,北方开拓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90年代课题。作为创造朝鲜半岛新面貌、迈向太平洋时代的整地工作,北方开拓应着眼21世纪的蓝图,以展望10年之后的姿态一步一步接近。〔记者 李世正〕

[照片] ◇以汉城奥运会为契机开始升温的北方热,被期待为我国90年代经济开辟新出路。(照片为去年6月苏联商会驻韩代表事务所开设纪念招待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