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1-04 | 서울경제

[社论] 确立新的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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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在新年经济运营计划中,将各阶层之间矛盾的加深列为损害增长潜力的重大因素,并表示将推进制度改革课题以从根本上化解这一问题。同时表示,将修改妨碍企业活动的各种规章与法令,以激发投资意愿和创造力。这是新年经济施策所设定的五项基本方向中的两项。这两项施策方向看似相互关联,但就内容而言,前述制度改革意在继续推进土地公概念和金融实名制,后者则意在消除不必要的管制和繁杂的审批许可对企业生产活动造成延误等副作用。此外,从另一角度看,两者都与政府干预有关:前者是因为若放任不管会有失公平、加剧矛盾,故政府要加以干预;后者则是不再进行只增加负担的不必要干预。 两者同样涉及制度或法规,但归根结底涉及经济伦理。而且不是无产者的伦理,而是有产者的伦理。前者关系到拥有土地者和拥有金钱(金融)者的伦理,后者关系到拥有权限者的伦理,而问题都出在滥用上。在国土狭小的情况下拥有者滥用土地是问题,资金以隐性方式交易(滥用)是问题,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官员滥用审批许可权也是问题,可以说都是道德性缺乏所引起的问题。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若不分良莠,连善用也被弄得不便,岂能如此?为限制有产者的滥用、消除矛盾而使有产者的善用也变得不便,恐怕不是能够最大化增长潜力的办法。 前者会使有产者的善用变得不便,进而面临限制资本主义本质即所有权是否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问题;后者虽可能令人担忧排除政府权限滥用会给秩序维护带来些问题,但秩序维护交由自律的市场机能即可,故不成问题。换言之,排除政府权限滥用的措施大有益处,应予实行。然而,以限制私有来消除阶层间矛盾,对于增进增长潜力究竟有多强烈的必要性,则值得怀疑。与限制私有相比,更可取的做法应是在有产者(所有者)出现反伦理行为时再予限制。 2 事实上,在政治经济社会剧烈变动的过渡期,我们的价值观未能明确确立,因而造成更大的混乱。理由可以列举多种,但日本继89年之后90年也有望享受繁荣,相反我们在89年和90年却遭受巨大困难。原因在于,日本人无论困难时期还是平稳时期都始终如一,形成了必须为国家和国民经济最大限度发挥全部力量即增长潜力的一致价值观,而我们则未能如此。我们口头上也强调重视国民经济增长、应最大限度发挥增长潜力,但实际上各自的利害关系优先。如今连增长最为重要这句话都被搁置一旁,而以公平为先。公平意味着调整阶层间的利害关系,因此阶层间的问题最为重要自不待言。若因这一问题而不认同实现增长潜力最大化,问题将变得严重。 公平是什么,增长潜力是什么?两者是相互对立的目标吗?努力工作的人生活得更好,既不违背公平,也是唯一不违背增长潜力最大化的办法。忽视了这一办法的共产圈终于陷入了大改革的漩涡。我们不应拒绝一切最大化增长潜力的努力。无论是企业为赚钱而实现增长潜力,还是国民经济的所有主体发挥增长潜力,任何一种都不应被阻止。 增长潜力是什么?它意味着增长所需的各种要素。所有原料、机械与设备、劳动力和技术都是增长的潜力,而使增长潜力最大化,就是让这些要素不闲置(游休)、不浪费地被使用以提高生产率。我们必须认识到:劳资双方对利害关系缺乏共同认识、有产者的滥用与浪费使增长潜力受到制约,更重要的是经济伦理与道德性的缺乏及相互不信任正在破坏增长潜力,并应积极努力消除这些问题。 劳资关系的问题不在于纠纷,而在于其背后潜藏的道德性缺失与相互不信任;应强调,投资的浪费以及其他一切破坏增长潜力的因素都源于不道德。 对破坏经济秩序或政策失败者必须追究责任,而对并非如此的创造性政策与努力则堂堂正正地予以认可,这应是确立新秩序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