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5版 他逃亡的可能性很小,即便销毁证据,其范围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也认为在政局稳定之后再展开调查也无妨,于是就这样劝阻了调查官。然而,随着外国媒体报道和国内舆论中流传出郑总长是否与弑害事件有关的说法,郑总长恳请自己主动接受调查。依其自请,从10月29日至11月1日的4天间,联合调查本部的调查官前往陆军参谋总长室,每天以参考人身份对郑总长进行约两小时的调查。 当时调查官曾报告说,他利用戒严司令官的职位制造压迫感,致使正常的调查无法进行。不仅如此,郑总长还以调查官制作的笔录内容与事实不符为由,前后四次要求修改。甚至他还要求把笔录拿到总长室,亲自修改笔录内容。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对郑升和总长与10·26事态相关的疑点愈发浓厚。种种揣测化为流言在社会上泛滥。同时本人对郑总长的疑虑也难以轻易消除。疑点的焦点如下。 国家元首被弑事件不可能是金载圭的单独犯行。若事后没有某种确定的谋划,不可能单独做出如此莽撞之举。若是如此,其背后便有包括郑升和将军在内的军中一部分人牵涉其中。其证据之一,就是10·26案发当时郑总长身处案发现场附近这一事实。即便这只是一种假设,负责侦查的人在没有明白无误的反证之前,也不能轻易放弃这一假设,而且也不应放弃。倘若那不是假设而是事实,则不能排除在金载圭案件结案之前引发政变的可能性。因此,预先考虑到假设并非假设而是事实时的局面并据此行动,正是侦查负责人必须牢记之处。 在带着这样的疑虑观察局势期间,又有事实被进一步查明。弑害事件发生后,郑总长与金载圭一同抵达陆军本部,在那里向金载圭报告了当时的部队配置情况,并按金载圭的指示令第9空降旅出动至陆军本部。军队主要部队的调动本应获得国防部长官和总统的批准,而这一措施未经此类程序。 那段时期社会上流传美国情报机构与弑害事件有关的传闻。也有情报称有谋害本人的阴谋正在进行。在野一部分人士在开展营救金载圭运动的同时,将金载圭奉为民主斗士加以英雄化的舆论报道倾向也在逐渐出现,而郑总长对这种倾向表现出坐视的姿态。另一方面,郑总长出任戒严司令官后,让与自己亲近的人掌握首都圈部队。甚至在10·26之后,将自己信任的人任命为忠贞部队核心的首都警备司令官,并将同样与自己亲近的陆军参谋次长李熺性任命为中央情报部长代理,实行了一系列要职人事。此外,第1军团长和首都军团长都是与郑总长亲近的人,特战司令官、第6军团长、第3军司令官则由金载圭系人马担任,而郑总长与特战司令官及第3军司令官之间尤为频繁接触。 从那时起,郑总长在陆军本部主要指挥官会议等场合开始批评三位金氏的资质与资格,由此推测,他似是以这种方式流露自己的政治意图。也正是从此时起,中央情报部开始回避与联合调查本部的情报协作。以当时的情形,即便郑总长是主犯,着手侦查也极为困难。局势如此发展,而郑总长因涉及弑害事件的传闻、案发当时及其后不透明的行为,军内部对他的疑虑也日益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侦查的总负责人不得不作出重大决心。因为身为联合调查本部长,我深感总统被弑事件正是重大案件,本着无论职位高低、侦查无禁区的信念,必须以身家性命为担保查明准确的全貌,这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当时剩下的工作,就是调查郑总长的嫌疑、彻底消除那些疑点。倘若此事黑白不分,我不得不担忧国民对军队的信赖固然受损,军队自身的纪纲也会动摇,最终甚至可能导致军队分裂。11月间,本人将全部情况报告给卢国防部长官并建议将郑升和总长带走调查,他说“再看一看”;此后向崔总统提出建议,总统说“与国防部长官商议”,使本人处境更为艰难。 郑总长当时是陆军参谋总长兼戒严司令官,不仅掌握强大权力,而且在军内部构筑了强有力的支持势力。因此调查他,看起来就像以卵击石一样莽撞。即便豁出性命,成功的可能性也极小,若无救国的信念根本不可能做到。平日里,本人一直认为美国肯尼迪总统遇刺案永远陷入迷案,是美国的耻辱。当本人命运般地成为弑害事件侦查的最高负责人时,我曾坚定立誓:无论个人身上发生什么事,都必将把这一事件的全貌向国民公开。 本人把金载圭在侦查过程中的陈述、关于美国介入的传闻,以及在军中拥有强大影响力的陆军参谋总长当时身处案发现场附近的事实综合起来,在当时只能判断这是一场政变或准政变性质的事件。若如郑总长自己所说,只是“乌飞梨落”式的巧合而身处弑害现场附近,那么要说不幸的话,这也算是他的不幸。但不能因为是不幸就放弃侦查的客观性与冷静。若排除如此重要的嫌疑人而结束侦查,疑惑将永远作为疑惑留存,其结果必然招来侦查负责人失职的怨声。然而本人并非畏惧失职的指责,而是确信对郑总长进行彻底调查,既能消除国民的疑惑,同时也是为郑总长个人名誉所必不可少的措施。 基于这一意图,本人为把握调查郑总长的时机,一方面关注政局走向,一方面收集军内舆论。从11月中旬起持续与资深将领接触,其中也包括与郑总长私交密切的将军。当时本人逐一拜访黄永时第1军团长、车圭宪首都军团长、柳学圣国防部军需次官辅、卢泰愚第9师团长等人征询意见。而他们一致认为,为查明10·26事态真相,任何高层都不能例外,必须尽快分清黑白。特别是对陆军最高负责人的涉案嫌疑,为了军队的团结与信赖恢复,必须尽早了断。 本人感到自己的信念与全军的总意一致,判断12月上旬总统选举结束、新内阁成立之后,从与金载圭审判的关联来看,对郑总长的侦查已不能再延迟,于是决定在12月12日执行任务。之所以定在12月12日,是因为那天是星期六,打算利用休息日进行调查并悄然收尾。那天本人前往总理公馆拜见崔圭夏总统,报告将带走郑升和总长进行调查。理由是要说明仅凭嫌疑郑总长就已不适合担任戒严司令官和参谋总长职务,而若调查结果使他从戒严司令官及参谋总长职位上退下来,其空缺需由总统处理。当时对弑害事件的侦查权是联合调查本部长无需事先获得总统批准的概括性固有权限。 当天傍晚,本人派联合调查本部的侦查人员前往总长公馆,指示他们告知郑总长配合调查后将其请来。然而郑总长予以拒绝,因而实施了强制带离,而郑总长又向警卫总长公馆的宪兵下达开枪命令,致使侦查人员牺牲并发生枪战,酿成不幸事件。 另一方面,当晚18时30分,本人在景福宫内的第30团邀请了平日与郑总长关系密切的军中资深将领以及其他几位将领。因为郑总长无论是否出于故意,与弑害事件有关联是事实,为了刷新军内部气氛,也希望他们能推心置腹地建议他作出退出军队指挥系统的果断决定。 具体而言,我想若调查结果能以退役的程度结案就好,因此希望聚集在第30团的将领们一同前往总长公馆,劝他安静地退役。之所以如此慎重,是因为不能排除郑总长一旦决心退役,却可能一时激愤动员军队攻击保安司、逮捕侦查人员,把事情定性为以下犯上事件反而将罪名扣在我们头上的可能性,故而采取了这样的事前措施。而地点之所以选在保安司以外的第30师团,是因为据情报报告本人处于郑总长的监视之下,为维持保密,选择了并非我的办公室而是紧邻的第30团团长室。 然而正如当时所预料,在与带离相关的武力冲突发生后,全军进入紧急状态,掌握首都圈兵力的郑总长亲信——首都警备司令官和特战司令官等人动员包括坦克在内的重武装部队,出现了要包围青瓦台地区的动向。联合调查本部作为侦查机关并无战斗兵力,且部队之间一旦发生冲突将使国家陷入严重危机,因此我们向主要部队指挥官说明情况、叮嘱自制,积极劝说以避免冲突。 尽管如此,郑总长亲信方面仍持续施加威胁,因此在采取安保上必要措施的同时,动员了有限规模的预备兵力以收拾局势。虽属不可避免,但这作为紧急应对措施,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社会一部分人士或美方曾有意见认为这一事态是否为有计划的举事,但我认为这或许源于对当时情况的视角差异。事态是突发的。当时聚集在第30团的将领们完全没有出动兵力的计划,因此收拾局势才花费了时间。另外,似乎也有人怀疑对本人的调职发令是否与此事件有关,但本人在当时完全未曾听闻此类之事。 本人可以以名誉作保证。12·12事态只是在弑害事件侦查过程中发生的偶发事件,不多也不少。哪有事前毫无兵力出动计划的政变?倘若那是政变,本人为何不在其后立即掌握权力?本人在当时并无从政之意。我过去曾数次受到已故朴总统劝我踏入政界,但都坚决推辞,走了军人的道路。 负责侦查总统被弑事件的人去调查处于该案嫌疑之列的人,“以下犯上”这一用语根本不成立。即便后来嫌疑得以解除,当时嫌疑显著,若非经过侦查绝无可能解除的嫌疑人。一旦被指为嫌疑人,便不能论职位高低。上级与下属的关系不再存在,只剩下嫌疑人与侦查负责人的关系。 12·12事态是由当时作为弑害事件最高侦查负责人的本人主导的,因此由此引发的事件的全部责任完全在本人。 5·18发生原因 ——关于1980年5月发生的悲剧性光州事态,我将就其发生原因、军部队派遣与作战指挥、自卫权发动问题,以及当时美国政府的作用问题作出陈述。特别是本人对此事态负有何种责任,以及此事态是否由本人等人怀有特别意图而引发这一点,也想加以说明。 我认为光州事态是在12·26之后持续的极度社会混乱的延长线上发生的极其不幸的事态。我作为事态发生当时情报的总负责人,曾听到情报报告称初期阶段双方有轻微冲突,情况逐渐恶化,戒严司令部正在筹划武力镇压,但完全没有想到会扩大成如此巨大的悲剧。 当时光州一带的中央情报部、保安司、警察等情报机关全部撤至市郊,因此身为情报负责人的本人也未能充分掌握必要情报,只能通过当地驻军光州戒严分所向戒严司发送的报告来了解,情况极为混乱。 为弥补这种情报缺失的状况,保安司曾有一名在首尔的光州出身军官自愿潜入当地,通过戒严司送来零碎情报,当时也曾派保安司干部前往当地了解实情,但在各方面对准确判断形势仍有诸多不足。基于如此有限的情报,本人曾以情报负责人的意见向戒严司的指挥官们表达:对武力镇压应慎重为好,以军事作战概念来处理以市民为对象的事态并不明智。 对于最终造成巨大人员伤亡的这一悲剧性事态的原因,本人一直认为很难用一两句话下定论。当时在戒严之下,光州事态之前首尔等地也曾有各种示威,但都恢复了平静,而唯独在光州发生那样的悲剧,其原因我认为难以准确分析。只是本人作为当时的情报负责人判断,此事态的直接原因或许是初期镇压阶段戒严军的强硬镇压,以及部分市民受到一些来源不明的恶意流言刺激而进行的过激示威。 军部队派遣及指挥 ——接下来我就当时的军部队派遣及作战指挥作出陈述。 据我所知,当时与光州事态相关的戒严事务,是作为全国戒严事务的一环,在戒严司令官主持的戒严有关人员每日会议上报告、讨论并推进的,而身为中央情报部长代理的本人并未参加该会议。因此本人并不处于能够对任何军队指挥系统进行干涉的位置,也从未介入军队部署调动等作战问题;当时的戒严司令官李熺性将军以其刚直的个人性格来看,也不会容许并不在指挥系统上的本人介入军事作战。 据本人当时所掌握,空降部队是作为5·18扩大戒严措施的一环,不仅派往光州,也派往首尔、大田、全州地区。即将驻扎在全北益山郡金马面的第7空降旅兵力,各以约300人规模的一个营分别派往光州、全州、大田,并向首尔地区8所大学部署了6个旅共9600余名兵力。因此戒严军的增强并非只在光州地区进行,更不是预料光州地区会有特别情况而投入的。至于为何在当地指挥官没有请求的情况下仍派遣并配属部队的疑问,我认为基本上是出于对军队指挥缺乏理解而提出的疑问。 在军事作战上,有关部队派遣与配属等的指挥权限是上级指挥官的固有权限,在判断有必要时并不一定需要当地指挥官的请求。光州事态当时的当地驻军是后方预备师团,可以判断实际上其兵力不足以应对当时的局势收拾,而且从未听说过反对上级增派兵力,这也是不可能的事。 另外,我知道有人提出当时指挥体制是否二元化的疑问,但我认为以一般军事常识而言这也是不可能的事。 无论何种部队,一旦作战配属于其他部队,接受配属的指挥官就有责任立即掌握并指挥该部队,并且对此后所有作战的胜败负责。虽然可以理解,当时的当地指挥官在军旅经历上毫无指挥特种部队的经验,顺利执行作战可能会出现偏差,但说被配属的部队不服从当地指挥官的指挥控制,对在军中度过漫长岁月的本人而言是无法理解的。 戒严军的自卫权行使 ——接下来我就当时戒严军行使自卫权的问题作出陈述。 自卫权行使问题,初期可判断为依据军人服务规律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行使;随着当地情况进一步恶化,据我所知,5月22日戒严司令部通过指挥系统下达了自卫权亦可发动的作战指针。自卫权的发动只有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依当地指挥官对局势的判断才可有限地发动;当时处于危急状况的当地指挥官们强调了行使自卫权的不可避免性,但据我所知,上级司令部及戒严司令部等军队高层中慎重论占优势。 [照片] ◇全斗焕作证期间,平民党议员们一边辱骂一边涌向证人席,双方随即扑上去展开激烈肢体冲突。[朴宗祐记者]
1990-01-01 | 朴宗祐
光州初期戒严司令部每日会议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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