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4版 此外,当年实施的公职人员整肃措施,是为了清理干预利益等腐败公职人员、在公私生活中受到指责者,以端正公职纲纪,恢复国民对政府的信任。 对象的选定,要求依据司法监察机关的资料以及各部门内外的情报与舆论收集进行严格审查,但在此过程中,也不能说没有出于私情或个人情绪而处理的事例。对此我深感遗憾。 新闻从业人员的解职措施,同样是社会各界整肃措施的一环,其对象在形式上由各新闻机构自主选定,但实际上戒严当局负责新闻事务的官员想必行使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关于新闻媒体的合并与撤销,此前曾数次收到以培育健全媒体为名的建议。本人当时对新闻界了解不足,并坚持有必要慎重研究的立场,但最终还是在1980年11月批准了媒体合并撤销计划。 回过头看,当时新闻界所谓“假记者”“假媒体”等问题与弊端不少,认为为纠正这些问题不可避免要采取具有冲击性措施的看法很多。这一切从今天的视角看或许有难以认同之处,但在当时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 除此之外,1980年当时发生的事情中,10·26之后案件侦查过程中在青瓦台秘书室发现的资金问题已如众所知。总计9亿6000万韩元中,2亿韩元交给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5000万韩元交给当时的国防部长卢载铉供其使用,1亿韩元经当时戒严司令官批准用作联合调查本部的侦查经费,其余据我记忆是转交给了遗属。 另外,非法敛财追缴财产的处理,据我所知是依法定程序用作农渔村后继者培育基金;捐纳额存在差异,我想可能是因为追缴财产中一部分并非现金,而是书画、土地等实物资产,其评估金额存在差异所致。 所谓以10·27佛教法难而知的对佛教界的整肃,据我所知也是对社会整体整肃措施的一环,但对于被视为对特定宗教的压制这一点,我深感痛心。不过此事虽属整肃措施的一环,但当时正是本人就任总统后极为繁忙的时期,尽管事关重大,却未能详细督查执行机关,对此我深感抱歉。 在任期间的政治资金问题 ——下面就在任期间与政治资金相关的问题作说明。 上世纪70年代,以执政党干部为中心筹措和管理政治资金,导致政界腐败成为舆论话题等副作用不少,因此从就任之初起,本人确实抱有以自己的方式实现清廉政治的意愿。 因此本人在任期间一再强调执政党应带头实现清廉政治,其结果,在任期间党的高层干部中几乎没有出现与政治资金有关的风波,我想是如此。 本人确曾接受企业或个人捐赠的政治资金,但也积极努力通过扩大国库补助、选举管理委员会寄存金、通过后援会募款、党员缴纳党费等方式,减少必须从外部筹措政治资金的必要性。 实际上,民正党自创党之初即倡导自立政党,平时党务运营所需经费由党自行解决,本人偶尔曾支援必要资金,但金额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也不存在本人定期提供固定金额支援的事实。 质询内容中还涉及两大选举相关的资金问题,但无论哪个党,在选举时募集选举资金并接受支援,都是无法保密的公开事实。在候选人之间过热竞争、选民期待心理高涨的我国选举风气下,本人为政治资金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感到困惑不止一两次,我相信这种苦衷执政党与在野党都相似。 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政治资金的明细在相当程度上被夸大传播的一面不能说没有,而且围绕政治资金的争论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稍有不慎便可能加深对政治的不信任。 有质询问及本人是否曾向民正党之外的特定人士提供政治资金,我在此明确表示并无此事。 就其他国家而言,我从未见过和平移交政权后卸任的任何统治者公开政治资金明细并加以议论的事例。本人并非不愿就此问题开口,而是担心一旦开口,将不是清算过去的收尾,而是新的清算的开始,在迎接世纪末之际陷入过去的泥潭而无法自拔。我相信比起昨天更重视今天与明天的各位议员和各位国民,会对这一点予以广泛理解。 大学生强制征集 ——下面就是否存在对与校园骚动有关的部分大学生实施强制征集的问题,以及所谓相关机关对策会议作说明。 依兵役法,大学生若本人希望,可将征集延期至毕业为止,但退学或休学的情况下无法享受该延期优待,因此休学的大学生与一般国民一样应入伍,即便是被意识化的大学生也不能例外。 因此,被意识化的大学生在退学的情况下应征入伍是理所当然的,将其主张为强制征集,我认为并不妥当。 如此入伍的人,理应在部队与其他士兵一样过营区生活,但其中有几人死亡,死亡事实本身想必引发了疑惑。然而作为总统的本人并非每当营区内出现死亡者都会收到报告,因此当时本人未曾听闻此类事实。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据本人的经验,军中与一般社会一样,发生非正常死亡案件时,侦查机关会侦查该案件追究真相,若有违法行为或指挥官过失被查明,则依法处置,因此此类案件应各自采取了适当措施。 所谓相关机关对策会议,并非正式政府机构,据我所知,是在国家重要悬案或业务内容涉及多个部门的事项上,由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或实务人员聚集,在主管部门负责人主持下相互陈述意见、协商对策的非常设会议。此类会议并非议决或执行机构,只是单纯汇集意见的聚会。因此该会议的出席对象并不固定,而是由与相关议案有关部门的公务员随时出席,并非由总统指示召集会议或指定出席者。 和平大坝建设疑惑 ——下面就有关和平大坝作为应对朝鲜金刚山大坝建设的对应坝,是否并非出于其本身危险性而是出于政权安保考虑推进的疑惑作出说明。和平大坝是为预防朝鲜建设金刚山大坝所带来的国家安保危害的设施,我认为在当时,建设对应坝是政府能够采取的最佳应对方案。 1984年9月前后,朝鲜要在北汉江上游建设80万千瓦规模水力发电站的事实经《劳动新闻》、平壤广播等多次报道,技术人员以其公布的发电容量为依据倒算蓄水量,研究结果得出的判断是,其正在建设最大蓄水量达200亿吨的超大型大坝。 朝鲜如此大规模的建坝,不仅会导致下游我方水资源及发电量减少,而且一旦人为破坏或自然溃坝,十余小时后首都圈一带大部分将被淹没,可能对我国民的生存构成重大威胁;特别是在88汉城奥运会前,朝鲜一直展开恶毒的反对与妨碍活动,不知会做出什么事,局势危险而紧迫,我相信各位国民也能回想起来。据此,政府于1986年10月前后数次促请朝方停止无视国际惯例的金刚山大坝建设,但朝方对此置之不理强行施工,于是在1986年11月前后决定作为国家保卫的自卫措施,建设能够防止水攻的对应坝,并以国民的捐款建成。 因此可以明确地说,和平大坝是依当时政府情报判断作出的最佳应对方案,绝对不是为维持政权而夸大金刚山大坝的危险性。 借此机会明确地说,根据Woobang Construction提供的航空照片等各种情报资料,该坝确实是为妨碍88汉城奥运会而在修建;此后朝鲜中断大坝工程,是因为我们修建了和平大坝,从而事先封堵了他们的意图。 6·29宣言与接班格局 ——下面就6·29宣言或接班格局等执政党内部问题以及统治行为等方面的质询作说明。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政治社会,都必然存在幕后史,但我认为当时就被里里外外全部公开的事例几乎没有。 关于6·29宣言,重要的是其所包含的内容此前是如何实现的、如今又是如何推进并为政治发展和国家利益作出贡献的,而重新翻出其经过或背景,我认为绝非可取之事。至于政治幕后的话,我承诺在确信不会对现实政治产生敏感影响的日后,通过回忆录等向各位国民详细说明,并以此恳请各位国民的谅解。 以上,虽不无稍感不足之处,但对第五共和国特别委员会相关质询的答辩到此结束。 光州特别委员会 10·26与12·12事件 ——下面我将就从10·26朴正熙总统被害事件到12·12事态期间的状况相关问题,综合整理本人的见解加以说明。 1979年国内政局因国民对维新体制的抵抗与反抗,在政治、社会上极为混乱,经济也面临各种难关。在这种状况下发生的朴总统被害事件,使持续长达18年的绝对权力一朝崩塌,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政治空白状态与行政体制瘫痪加剧了国民的冲击以及政治、社会混乱。加之总统被害事件是由处于权力核心地位的中央情报部部长所为,局势呈现出极为复杂而严峻的态势。 事件发生后,政府立即召开非常国务会议,自10月27日4时起对除济州岛以外的全国一带宣布非常戒严,并为应对预料中的朝鲜军事举动,全军进入紧急警戒状态。 同时,在宣布非常戒严的同时,为将戒严地区内的侦查业务一元化并提高效率,依据旧戒严法第11条以及非常戒严业务的具体施行指针《陆军戒严施行计划》和戒严公告第5号,在戒严司令官直属下设立并运营了“戒严司联合调查本部”。 当时设立联合调查本部的背景如下。本人于1979年3月就任国军保安司令官后,实施乙支演习的结果发现,与战争爆发时保安司令部的作用及任务执行相关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曾指示各级参谋研究补充对策。换言之,在战时全国戒严状况下,政府的所有组织实际上都将处于军的控制之下,假定此种状况,我判断有必要制定协调控制各级情报侦查机关的非常计划。于是,作为非常计划的一部分,联合调查本部方案平时便已备妥。 10·26事件后立即实施的戒严属地区戒严,因此政府组织并不在军的控制之下,但当时中央情报部部长作为总统被害犯被捕,主要干部也接受调查,中央情报部的职能几近瘫痪。在这种状况下,本人就任保安司令官后即准备的联合调查本部计划,随非常戒严的宣布,经戒严司令官呈报由国防部长决定。 联合调查本部并非与既有侦查机关完全分立的新机构,而是为协调控制当时分散于军、检察和警察的侦查业务,在戒严之下实现侦查职能与活动的高效运作。类似先例过去也有。1962年,时任防谍部队长金在春被任命为联合调查本部长,曾调查共和党事前组织及四大疑惑事件等重要案件。 下面谈谈金载圭被捕的经过以及12·12事态的始末。 总统被害事件发生后不久,在国防部聚集了国务委员及军方首脑,当时身为青瓦台秘书室长并目击事件现场的金桂元先生,首先向国防部长卢载铉和参谋总长郑升和告知金载圭是凶手。卢国防部长随即叫来我,指示逮捕金载圭,并要我会见郑升和总长,接受细节方面的指示。 我到总长室后,郑升和总长向本人下达了“把金载圭保护在保安司安全屋”的指示。我当时与宪兵监金振基将军协商,由金将军把金载圭从国防部长室诱引至参谋总长室,在那里让保安司侦查员逮捕金载圭,并押送至保安司安全屋采取保护措施。那正是10月26日24时前后。不久,我从安全屋的侦查员那里得到报告,金载圭确系凶手。既然如此,我判断没有必要在安全屋保护,便指示将金载圭移送至保安司侦查分室进行侦查。那是27日凌晨2时30分前后。 当时在调查金载圭的过程中,查明了几项重要事实。据金载圭陈述:“郑升和是我让他当上陆军参谋总长的人。当时国防部长力推第三军司令官出任参谋总长,但我向朴总统强力推荐第一军司令官郑将军,他才当上总长。所以他会照我的指示去做。”并称是按金载圭自己的指示,让郑升和总长在距案发地点36米的宫井洞安全屋待命。 金载圭的计划是暗杀朴总统后促使宣布非常戒严,随后引向军事革命,操纵以郑总长为首的军方高层,夺取政权。 依据金载圭的陈述,侦查员们确信郑升和总长是金载圭的共犯乃至帮助犯,抑或是幕后人物,于10月27日11时前后向本人建议应将郑总长押解侦查。其主张是,若错过此时机,恐有销毁证据之虞,甚至可能造成妨碍侦查进行的局面。事实上,就侦查员而言,当时的状况使他们不能不对郑升和抱有诸多疑惑。 为何偏偏陆军参谋总长会无事可做地在金载圭杀害总统的现场附近逗留约两个小时;在近距离听到数十发枪声,且明知总统就在附近,却没有立即去了解真相,以一个在军中服役30余年、升至军中最高职位者的习性来看,实在无法理解;明明目睹金载圭身着带血衬衫、光着脚跑来,却在了解经过之前就同乘一辆汽车。 金载圭用装有六发子弹的手枪射出五发,把还剩一发的手枪插在腰间,因此金载圭身上必然有火药味,却也不去查问;在车内金载圭有借穿随行人员上衣和皮鞋的动作,也就这样放过;抵达陆军本部后也未采取特别措施,任由金载圭主张而调动军队——基于这些,侦查员们认为不能不怀疑他,这也是当时本人的意见。 本人起初对侦查员们的建议作了口头批准,但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形势,决定暂且保留该批准。 理由是,暂时来说在戒严令的秩序下确立国内治安是当务之急,应对朝鲜南侵威胁是首要之事,而如果出现押解就任戒严司令官仅7小时的郑总长的事态,恐会使混乱更加激化。 接第6版 [照片] ◇在第五共和国特别委员会相关证言中,在野党议员对证言内容表示反对并申请程序性发言,第五共和国特别委员会委员长黄明秀与四党干事正在协商。 [记者 金建秀]
1990-01-01 | 金建秀
郑总长疑点渐增…决定传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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