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1-01 | 高明辰

“三清教育”造成善意者受害 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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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3版 在基金会名称中使用本人的雅号,是因为该基金会与仰光爆炸事件直接相关,而且需要持续向遗属提供帮助,有人建议以此作为基金会名称,本人予以同意。 本人知道外界曾有种种疑虑:基金捐赠是否存在特殊优惠,对不予配合的企业是否采取过报复措施,甚至怀疑日海基金会募捐本身是否是为筹集政治资金,但我要明确表示,绝无此事,也不可能有此事。 特别是本人知道也有人以这种视角看待国际集团的解体,但在此明确说明,那是作为不良企业整理工作的一环而进行的。 新东亚集团等捐赠的35亿韩元之所以以匿名方式处理,是因为捐赠方希望用于良好目的,而当时听说基金会的事业计划需要追加资金,为了不动用基金会本金,才让这笔资金用于该项支出。 本人知道社会上有传言称,本人设立基金会是为了在卸任后行使影响力。但那是毫无根据的说法。本人作为实践单任意志的前任总统,本想以在任期间积累的经验为基础,通过这一研究所与国内外元老交往,同时推动与东欧等未建交国家学者的交流,从民间外交层面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本人曾希望把这一研究所办成面向21世纪、能够培养研究统一问题等国家重要课题的国际性学者的民间研究机构。 总之,对于本人出于帮助遗属的纯粹目的而提议设立的基金会在设立过程中引起非议一事,本人深感歉意,并希望它成长为能够对国家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机构。 新世代育英会问题 ——下面谈谈新世代育英会和新世代心脏基金会的问题。 本人与内子从年轻时起就深刻认识到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一直十分关注幼儿教育,但对这一领域在质与量两方面均不足的现实,始终深感遗憾。就任总统后听取汇报得知,受政府预算所限,难以一举解决这一问题,于是想到依靠有志之士的赞助来兴办此项事业。所幸赞同该事业宗旨的人士众多,因而筹集了基金并推动了事业开展。 新世代心脏基金会的缘起,是1983年11月访韩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夫人南希女士把我国两名患心脏病的儿童带到美国治疗,由此社会对国内心脏病儿童的关注提高,"以我们的技术和费用挽救我们孩子生命"的舆论高涨。另一方面,1981年成立的新世代育英会自创立之初至1983年,一直在推进为200余名家境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提供手术支援的事业。注意到这一情况的时任保健社会部长官及心脏病专科医生等医学界人士,本着扩大育英会既有心脏病患者支援事业的意图建议另行设立基金会,该事业由此正式推进。 但无论是新世代育英会还是心脏基金会,在基金筹集与管理过程中处理过于细致,急于让基金多增值一分,反而在会计方面引起了疑虑,但据本人所知,其募捐过程和运营没有丝毫不当之处。 日海基金会、育英会、心脏基金会等因由本人夫妇亲自设立,因而受到怀疑,认为在筹集基金过程中对出资者给予了对价,但本人以自己的名誉保证,基金的筹集是由赞同事业宗旨的企业家出资实现的。 是否有财产外逃 ——此前各类媒体曾报道称,以本人家族名义将巨额财产转移至海外,据我所知政界对此也不无争论,下面就这些疑虑作说明。 本人已于去年11月23日就本人亲属因大小不法行为受到指责一事向国民深表道歉,对在任期间未能更彻底地管理亲属深感悔悟。 本人知道外界怀疑,本人任期内的美国大米引进、牛肉及煤炭进口是否与本人亲属有关,但这一问题当时已成为议题并经过彻底调查。国会相关常任委员会也组成调查小委员会查明了真相,结果查明完全没有此事,我想国民对该结果也应当认可了。 此外,一些报道媒体也刊载过本人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转移了巨额财产的谣言,但我要说明,那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胡言。 据我所知,政府也根据国会的要求正式请求有关国家进行调查,最近有关国家已通报我国政府,完全不存在此类事实。 本人再次明确表示,无论动产还是不动产,都不存在以本人或家族名义将财产转移、隐匿于海外的事实。 不良企业整理疑云 ——下面回答有关第五共和国时期不良企业整理的提问:说明其背景与主导责任人,以及郑寅用、李源祚二人是否介入;并说明是否存在因捐款或政治资金而给予优惠,或在国际集团、大韩船主等不良企业整理中夹杂个人情感或政治动机的事实。 原则上,我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良企业的处理问题由相关银行自主判断进行才是正常的。但本人就任总统后立即掌握到的当时国内经济状况,很难在这种原则层面上加以讨论和理解。在一人长期执政结构下不断加深的政经勾结框架中反复高速成长的许多企业,已经持有单个银行无法承受的巨额不良债权;而且在国内外经济条件变化之际,它们并未通过合理经营谋求自身生存,反而依赖追加政策性金融等其他政府支援。就个人而言,本人当时听取有关在沙特阿拉伯的韩国建筑企业困难状况的汇报后深受冲击,此后也逐渐意识到产业其他诸多领域堆积着类似问题。 在对这一系列经济状况作出判断后,本人得出结论:只有由政府以某种形式积极介入,整理不良企业、合理化产业结构,才是最终减轻整个国民经济负担、实现韩国经济飞跃的捷径。整理不良企业最符合原则的办法是让相关企业破产倒闭,但若使大企业倒闭,可能因分包企业和系列企业连锁破产而造成大量失业等重大社会问题,而且贷款无法收回将从根本上威胁整个金融市场,令人担忧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将十分严重。此外,若破产处理对象是在海外具有相当公信力的财阀企业,则担心海外市场对韩国企业整体的评价下降或信用受损,对把国家生死押在出口上的我们而言,这实在非常艰难。 整理不良企业的另一办法是对相关企业继续追加金融支援以避免破产,但当时的判断是,对没有正常化可能的企业持续给予金融支援,将导致已达危险水平的不良债权规模进一步扩大,削弱整个产业的体质,同时也违背社会正义。因此政府将把这些副作用降至最低的方案,定为既让相关企业存活、又寻找有能力的第三方企业劝其接手;但据我所知,由于该过程以非公开方式处理,产生了许多疑虑。然而若以公开竞争方式整理不良企业,不良内容一经公开会立即使正常的企业活动难以维持,有加速恶化之忧,且在选定接手方面也存在困难,故不得不设定内部标准,由政府选定接手企业。 据我所知,接手企业的确定是综合考虑经营能力、财务结构、行业相关性、地区渊源等因素,在财务部长官主管下经与主要交易银行协商,最终由产业政策审议会决定;我记得在最终阶段由财务部长官向本人汇报。只是由于不良企业整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疑虑与政治负担,有时本人也需在几种方案中作出决定,但都是在充分研究可预见问题后作出的决定。 从被接手企业的立场看,会产生冤屈等情绪,整理程序的非公开性也可能引发部分疑虑,但我认为总统这一职位比起这些指责,更应考虑国家经济层面,本人也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力求取得最好结果。 有人误以为与接手不良企业相关的负债减免、税制支援、金融支援等是特殊优惠,其实那是为减轻接手相当于资产数倍负债的企业负担而采取的措施;相当多的企业对接手态度消极,出于国民经济层面考虑,也有硬性交办的情形。 另外,关于当时的银行监督院院长在不良企业整理过程中行使了影响力的主张,在主要交易银行与财务部协商的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其以银行监督院院长身份参与的情形,但如提问所称的总揽指挥等等,我认为是政治性误解。 在国际集团的整理过程中,本人确实曾听取当时财务部长官关于整理国际集团的必要性及处理对策的汇报并予以批准,但我认为这是依照不良企业整理这一一般原则进行的。当时属于十大财阀之列的国际集团的整理,对政府而言也需要慎重决定,考虑到韩国企业在海外形象受损等因素,我认为才选择了按部分由第三方接手的方式,而非通过破产处理来整理。 据汇报,国际集团的不良状况是负债比率几近1000%,其中相当部分依赖短期高利的融资工具,负债的性质也属恶性。政府自1984年秋至1985年2月提供了2500亿韩元资金支援,努力使该集团恢复,但此后经营状况仍持续恶化,我记得经济部门的相关长官曾多次向本人报告已无回生可能。 大韩船主的整理过程也与通常的整理程序一样,是批准了财务部长官的建议;当时海运业的不良规模已到无法承受的程度,曾按船公司分别以合理化措施、不足运营资金支援、推进自救努力等谋求经营正常化,但大韩船主尽管在第一次海运合理化措施时获得了金融支援,从其不良规模及当时海运市场条件看,判断其自身无法实现正常化,故将其列入整理对象。据我所知,在让韩进海运接手的过程中,通过让其与朝阳商船竞争,使接手条件更为有利。 希望各位理解,不良企业整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作为企业与产业的结构调整,一方面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据我所知,由于程序不公开、被接手企业不满等原因引发了许多疑虑,但我要说明,绝不存在个人私心影响国家政策决定的情况。只是回头想来,也会想是否还有别的更好办法,希望被接手企业主能理解当时的不可避免性,同时对给国民诸位带来忧虑深表遗憾。 李哲熙、张玲子事件 ——下面谈谈所谓李哲熙、张玲子票据诈骗事件以及与明星集团倒闭相关的问题。 这些事件都已经过彻底侦查和审判,我认为在此过程中真相已被详细查明。有人问李哲熙、张玲子事件是否与政治资金有关,那是连梦里都没有的事。我要明确说明,本人与李哲熙、张玲子这两人根本连一面之交都没有。 另外,有人问明星集团的解体是否因本人下令税务稽查而造成,但明星集团是随着明星事件发生其代表被拘押、大部分资产经合法程序处理而自动解体的,并非因税务稽查而解体,本人也未曾指示进行税务稽查。 只是据我所知,明星集团本身出于国家经济的考虑曾决定让韩国火药接手,但其接手条件等具体内容,据我所知是由实务部门依法处理的。 第二民航许可经过 ——下面说明将第二民航许可给锦湖集团的经过。 第二民航问题的提出始于第五共和国初期,随着国际贸易增加和海外旅行自由化政策,航空需求剧增,交通部自1987年初着手实务研究,同年11月本人听取了航空公司二元化方针的汇报。在此过程中,交通部研究认为,最好从运输业经验丰富、资本实力稳健的湖南地区企业中选择对象企业,而锦湖集团自1985年前后即推进航空运输事业,1987年起接手韩国机场客运站株式会社部分股权,正式跃升为航空专业企业,交通部认为许可其设立第二民航较为妥当,并通过长官提出建议,本人予以批准。 本人知道外界对批准时间恰在本人卸任前夕存有疑虑,但该许可问题自1987年初起一直在研究,我认为反而是决定得较晚;由于此事始于本人任期内,出于在任期内了结较好的考虑,才予以批准。 与此相关,社会上也有人怀疑本人受赠了锦湖的股份,但我可以明确说明,这种误解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核电、飞机引进 ——下面谈谈核电11、12号机引进以及与F20诺斯罗普飞机相关的问题。 与核电11、12号机引进有关的施工企业游说传闻,看来与竞标落选公司有关,与核电中标无关。 据我所知,核电的选定是在动力资源部与韩国电力主管下,由约150名相关专家组成的招标评估团对各种条件进行比较研究后,选择了条件最为有利的方案。 空军主力战机选定事业自1983年起,从提升空军战斗力和培育航空产业的角度推进。其间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的F16与诺斯罗普公司的F20展开竞争,政府为确保共同生产的经济与技术实益,选定国内生产企业并研究与美国企业共同生产的可行性。在此过程中,1984年10月在水原、1985年5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F20在试飞过程中发生坠落等事故,诺斯罗普公司随之中断F20的开发,政府因此将F20从研究对象机型中排除。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所谓游说资金的疑虑,但这与本人或政府完全无关。 高尔夫球场许可疑云 ——下面就高尔夫球场许可是否存在收受政治资金等问题作说明。 有人怀疑,获得内部许可的高尔夫球场中部分企业缴纳了捐款、基金,这难道不正是特殊优惠吗?这完全是出于不了解情况的讹传。因为所谓内部许可,是为合乎行政目的地开展行政工作而采用的行政惯例。高尔夫球场内部许可的权限在交通部长官,只是事前或事后向总统报告。关于部分高尔夫球场许可过程中有数十亿韩元以酬谢名义往来的说法,我要说明的是,我记得当时考虑到社会对高尔夫球场的观感,附加了使其能为公益和社会作出贡献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按地区建设公益设施、缴纳奖学金或奖学基金,或将高尔夫球场建设所需资金总额的10%以上用于国民观光地建设,或缴纳相应基金——不知是否被误解了。因此据我所知,设立高尔夫球场的企业中,有向新村捐款等公益法人捐赠的事例,也有企业捐赠地方自治团体会馆建设基金。我认为可能是这些捐赠行为被误认为与政治资金有关,在此说明并不存在收受政治资金的情况。 三清教育、新闻媒体合并撤并 ——下面就三清教育、公职人员整肃、新闻从业者解职及媒体合并撤并等1980年当时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推进的措施作说明。 三清教育是作为时局收拾对策的一环推进的,旨在清除惯常、有组织的暴力、恐吓、诈骗、毒品、人口买卖等各种社会恶行,确立社会纪纲,从而克服国家危机状况。 该事业于1980年8月作为国保委扫除社会恶行特别措施公布,戒严司令部依据戒严布告令第13号检举组织暴力团伙等,其中一部分被拘押立案,其余大部分接受了两周至四周左右的纯化教育,我认为其结果确实对确立民生治安、实现社会安定作出了贡献。 三清教育的用意,是对当时趁社会混乱而肆意横行的顽固惯犯,从预防层面通过特别教育加以矫正,以谋求民生安定。这些社会恶行给国民造成诸多损害、制造不安,却利用法治主义的盲点或巧妙规避法网,以通常方法难以惩治,因此为保护绝大多数诚实国民的生命财产,才不得不推进。 由于当时出于尽快恢复社会安定的目的推进这一计划,据我所知在实施过程中不无善意受害者,对此我深感遗憾。 转第5版 [照片] ◇旁听席上,与全前总统有关的许多人士坚守座位聆听证言。中间可见曹溪宗总务院长徐义玄的身影。 [高明辰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