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1-01 | 延河淸

[新春论坛] 人均GNP 5000美元时代 迈向福利先进国 延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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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90年代的新的一天已经到来。对我们而言,90年代不应是诺查丹玛斯预言的地球末日之期,而应作为为迎接21世纪而飞跃的时代到来。 今年是我国首次迈入国民收入5000万美元的时期。 国民收入5000万美元时代的到来,对我们不仅意味着在数字上又向发达国家水平靠近一步,也预示着我们的意识结构和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 5000万美元时代的我们究竟会拥有怎样的意识,生活方式与文化又将呈现怎样的变化过程? 本文将考察衣食住等各类生活文化,以及交通、通信、劳资、福利、政治、休闲文化的形态。 在迎接90年代之际,对我们当前所经历的经济与社会现实,视角彼此相冲突。一种认识是,进入人均国民收入5000美元时代所经历的经济社会矛盾,是为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无论如何都要经历一次的过程;另一种看法则是,韩国经济已站在悬崖边上,已达到可以看到南美亡灵的危险水位。无论如何,与过去任何时候不同,大家似乎都一致认为我国经济与社会目前已到达分岐点。经济学家的普遍看法是,在经济开发过程中一旦实现一定程度的量的增长,此前被掩盖的各种欲求便会如洪水决堤般涌现,一个“欲求”的实现又会唤起新的“欲求”,从而使社会制度与秩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急剧变化,整个社会如同出一场疹子。在此脉络下,我们有必要冷静分析我国经济与社会此前如何变化、当前状况如何、今后又有怎样的发展可能。 80年代我国经济最大的成果,是在物价稳定基调持续的基础上,通过全面强化经济体质实现了高度经济增长。比较1980年与1988年的主要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80年的605亿美元增至1988年的1692美元(世界第17位),增长2.8倍;人均GNP同期也从1592美元增至4040美元(世界第38位),预计90年代初将超过5000美元;贸易额也从388亿美元大幅增至1079亿美元,跃升为世界12大贸易国。特别是自1986年起摆脱了长期性的国际收支逆差,顺差基调确立,带来经济政策运作方向的重大转变;1986~1988年三年连续保持12%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更是世界上难以找到先例的宝贵成就。 然而进入1989年,此前主导高速增长的制造业部门增长率由1987年的18.3%、1988年的13%大幅放缓至3.7%,出口因此受到重大打击,按数量计算甚至低于1988年,呈现不振,结果经济增长率下滑至6.5~6.6%水平;1988年曾达142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也减少至约46亿美元,加之房地产、证券等理财产业过热投机导致物价重新抬头,使我国经济前景蒙上阴影。制造业部门增长与出口放缓,直接源于高工资、高汇率、高原材料价格所谓“三高”现象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产品价格竞争力降低,但更根本的问题可以指出为:近期劳资纠纷导致劳动者生产意愿与企业投资意愿减退,以及经营利润未流向生产投资而集中于房地产投机和股票的资源配置扭曲。 另一方面,体现“生活质量”的主要社会指标随80年代经济增长大多呈改善态势,但仍显示我国是“福利落后国”。先看教育指标,中等教育就学率1986年为95%,居世界第12位;大学升学率(以四年制计)截至1988年为27.5%,继美国、日本之后居世界第3位,反映出我国高涨的教育热情;但1988年每名教师对应的学生数为小学36.4人、初中32.4人、普通高中29.2人,与大多数每名教师对应学生数不足20人的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当多;大学每名教授对应学生数则从1980年的29.7人增至1988年的36.1人,反而增加,显示决定教育质量的教育环境相当落后。再看国民保健及生活环境指标,平均寿命从1980年的65.9岁增至1987年的69岁,每名医生对应患者数从1980年的1490人减少至1987年的1077人,表明这些指标大幅改善,但以世界标准衡量仍处于40位之外;自来水与下水道普及率1986年分别停留在68%、18%的水平,可见与产业的快速发展相比,实际生活环境的改善相对被忽视。另一方面,在由衣、食、住构成的国民生活三大基本要素中,居住条件相比其他部门极为落后。截至1987年,我国住宅普及率仅为69.2%,尤其城市地区仅停留在58.1%,低收入阶层的居住环境也极为恶劣。这样的住宅问题,除国民居住生活安定这一基本视角外,还因我国经济财富分配恶化及由此形成的相对贫困感的主因正是是否拥有以住宅为首的房地产,而更显严重。 在同时带着80年代的光明与阴暗、全新迎来的90年代,我国经济与社会将以怎样的面貌变化? 据展望,90年代人口规模为479万人,其中20岁以下人口占整体的36.3%,若加上20多岁群体则占整体的56.4%。再加上30多岁群体则达73%,总人口中年轻一代比重占压倒性优势。年轻一代如此绝对的比重,极有可能在政治与社会上带来急剧变化。被称为新世代的青少年阶层,自70年代以后在物质较为宽裕的经济环境中成长,同时随着开放社会化的推进,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新的价值观。青少年阶层的新视角将形成庞大的选民层,影响政治,并作为众多消费主体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力,作为更为开放的世代,预计将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 从劳动结构及质的层面看,随着产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体力劳动逐渐减少,精神劳动增加,尤其管理职种的扩展将十分突出。职业更加细分化、专业化并趋向技术密集,是必然趋势。在雇佣与就业方面还需提及一点:由于如今未成年人比例相当高,到90年代初经济活动人口将以较高比率增加。其中相当高的比例将从事专业技术及管理职,从而使中产阶层带更加厚实。这种中等收入阶层变厚的重层化现象加速,不仅意味着收入水平的全面提高,也会提升主观意识层面的阶级归属意识,自我认知为中产阶层的比例将从80年代的40~50%增加到90年代的60~65%。这将为稳定的社会发展提供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使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成为可能。 科学技术领域将在满足既有技术需求的同时,大胆吸收并发展先进科学技术,从而与发达国家展开技术竞争。此外,预计今后必将经历比现在更高层次的自动化与合理化。随着小型计算机使用的普及,过去难以实现的记忆装置与判断能力得以程序化,生产设备效率大幅□□□□□□□□□□ 计算机的运用与通信手段的改善将大幅缩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也将使流通交易形态发生巨大变化。 5000美元时代将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城市化与中产阶层扩大、专业化职能集团扩散、年轻阶层的核心家庭化等,连同价值观与欲求的多样化,将使我国社会的生活方式更加复杂。此外,预计各类社会集团、制度、组织将更加细分化与自律化,从而更加促进社会结构的多元化。 这种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必然对政治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在社会结构多元化、各界各层向政府提出多样要求的工业社会中,为协调社会各集团间的利害对立与矛盾并实现共同目标,政治所承担的角色不得不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被强调;包括引入地方自治制在内的分权措施将付诸实施;随着教育水平提高与大众媒体普及扩散,舆论在政策决定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 我国经济与社会正迈入新的阶段。高速增长期间所忧虑的许多问题集中暴露出来。若认为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福利,那么不解开90年代的这些结,便无法进入成熟社会。尤其被搁置的分配与均衡问题,随着90年代国民意识水平进一步提高,可能演变为重大社会问题。对内要在不损害增长潜力的范围内解决分配问题,对外要在吸收贸易摩擦冲击波的同时制定新的增长战略,这正是我国经济的苦恼所在。更何况,为吸收每年产生的40余万新增劳动力,必须维持较高增长,这是我国经济的现实。同时,从劳动三权的确保问题,到提高民间经济自律性与放宽政府管制、建立新的劳资关系、确保经济团体自律性、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问题、金融自律化等,大小问题不止一两个。 这些问题无法一次性解决。若过于贪心,必然伴随勉强与副作用,因此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即便展开活跃讨论,全体国民也都必须认识到以下经济的常理与法则不可动摇。 第一,90年代必须积极接纳随收入水平提高、民主化推进而急剧增加的公平与福利需求。为此,扩大对住宅及社会间接资本的投资不可避免。这类对内需部门的投资扩大将补充出口主导型经济结构,有助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内需市场的均衡发展以及吸纳就业。第二,我们的本钱在于企业与劳动者创造力和劳动意愿的凝聚。因此必须营造使民间多样创造力能够尽情伸展的经济环境。第三,不可忽视经济中国境概念正在淡化这一点。不可懈怠于将国际摩擦最小化、并对新的贸易环境与产业结构作出敏捷应对。第四,必须提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强项——经济效率(efficiency)。没有经济增长的公平扩大只意味着收入的向下平均化,这从近来摸索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例子中亦可得到确认。最后是分配问题。此处需注意的是,不可被分食式的公平所诱惑,结果反而缩小劳动者或农渔民的份额□□□□□□□□□□□ 对于迎来人均国民收入5000美元时代的我们,如果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仍是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克服种种不确定性的同时进一步成长与发展。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为成长与发展而具备的坚定国民热情与共鸣。这首先以各经济主体的反省与信赖恢复为前提。我们面临的难题之一——劳资问题,也只有在社会层面形成人性化的共鸣带,才能找到线索。认为只要提高工资劳资关系便会改善的想法,可能要付出意外的代价。面临危机状况的与其说是韩国经济,不如说是韩国人自身。可以说我国社会仍处于生气勃勃的青年期。正如“流水不腐”所言,现在正是需要主动、积极开拓现实的面向未来思考的时期。政策当局不应成为“扛着驴走的父与子”,全体国民也应抛弃重形式轻内容、重表面轻实质的“空心米花糖”式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