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賢宰=展望90年代,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或许是政治方式发生划时代变化的时期。 换句话说,无论从应然角度还是从现实来看,最大的期待值——政治民主主义都应当扎根落实。而且,分析这样的政治民主主义会对经济、社会领域带来何种连带效应,我认为十分重要。 从KDI等研究机构的预测来看,到90年代后期,我们社会的人均国民收入将超过1万美元。 这样的预期指标恰恰意味着,如果没有特别的障碍因素,90年代我们有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如何发展出自律秩序形成的相互关系,将成为决定90年代我们面貌的关键。 ▲李漢彬=我有同感。90年代最大的课题正是如何使民主化的落实与经济活力并存。 我们面临的课题是,要在国际化的内外环境中,把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与80年代中期以后的民主化进程妥善衔接起来,由我们自己来证明韩国作为国际化国家的地位。 当然,与过去有过类似经验的其他发达国家不同,我们还有统一问题这一特殊条件,但无论如何,90年代应当是我们全体国民以“像样的国民、像样的国家”这种自豪感为基础,开辟通向发达国家道路的时期。 ▲李賢宰=经常被提到的是,如何协调民主主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冲突关系这一问题。换句话说,有一种看法认为,民主主义会降低经济效率,而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又会导致民主主义扎根的迟滞。 但是,考虑到我们在90年代恰好遇到的机会和状况以及各种发展阶段等条件,我认为这是一个既要让民主主义扎根、又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时期。 在经济发展阶段较低或已完全进入发达阶段的情况下,权衡两个问题的冲突关系,其中一方的滞后并不会成为大问题。但就我们的情况而言,正处于在政治、经济上即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前夜,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失速,要重新恢复就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代价。 因此,从政治、经济发展阶段来看,90年代对于民主主义落实与经济先进化这两大命题而言,某种意义上是前所未有、极为罕见的决定性机会,同时也是需要与之相当的国民努力的时期。 既不能像过去那个时代那样以少数人决策带来的效率为中心,又不能让自律决策的效率低于过去,这两难必须一并解决。就此而言,90年代将成为检验我国国民成熟度、勤勉性以及发展意志的一次重大考验期。 ▲李漢彬=这个指摘很恰当。从这一点看,应当在民主化与经济增长速度上形成国民共识。 而且,这种共识的基础不应是政府主导,而应是普通市民、知识阶层等所有阶层。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应以人均GNP进入1万美元时代这一共同愿望为前提,形成国民普遍对减速增长的成熟经济观,使今后7%左右的增长得以持续。因为我认为,为了实现作为民主主义落实基础的就业、福利以及阶层与地区间的均衡发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恰当的,而且必须加以维持。 如此一来,才能应对民主化与经济发展进程中所要求的劳动者分配需求、地区均衡开发、地方自治带来的财源分配、医疗保险、韩国国民年金制度等社会福利需求、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竞争力培育等90年代韩国经济的选择性课题。 当然这些课题相当艰巨,但我认为我国经济在硬件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现在正是应就这些问题形成成熟社会公论的时候。 ▲李賢宰=说得对。您从多个方面指出的课题,都是我们必须在生活中承担并加以克服的。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民主主义要件的自律秩序形成,以及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勤勉精神,应当再次得到强调和发扬。 同时,在90年代的诸多课题中,我认为尤其应强调均衡发展。 阶层间、地区间过度的不均衡与不公平的存在以及这种意识的扩散,会降低国家或社会效率,也会成为妨碍国民团结的因素。 90年代应当大力发挥消除这种社会不公平的社会认识与政策努力。 另外,与均衡发展相关,今后将展开的地方自治常常只被理解为政治、行政上的自治,但只有以经济自治为基础才有实质意义。没有财政自立的地方自治,终究只能是没有灵魂的空壳式地方自治,就此而言,我认为应在政策上加入税制改革和收入源泉的增殖努力。 归根结底,要正确实现所有这些课题和选择方向,虽然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但民主主义的正确落实与经济增长的效率必须并行,尤其为了实现7%左右的增长持续,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务实而成熟的努力。 ▲李漢彬=现在把目光转向外部,有两件预示90年代世界经济方向的重要事件已列入日程。 一是92年欧洲一体化,另一是97年香港归入中国。 而且,去年也已发生了两件与90年代展开相关的重要事件。 即去年11月初在澳洲堪培拉召开的亚太部长级会议,以及同样发生在11月的柏林墙倒塌。 以上四件事件都是影响整个世界秩序的重要因素,同时都预告欧洲与亚洲太平洋地区新时代的展开,就此而言应予关注。 可以说,我们需要培养顺畅适应世界秩序新潮流的应对能力。 ▲李賢宰=就此而言,需要对世界动向有新的认识。 由于新兴国家为数众多且经济活力充沛,太平洋时代这一旗号确实具有相当的共鸣。相比之下,欧洲圈由老化国家构成,又聚集着僵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人们相对认为大西洋时代乃至欧洲时代已经褪色。 然而,最近东欧圈趋向自由与开放的变化以及即将到来的EC一体化,也令人担忧是否会出现新的欧洲运动,进而迎来新的大西洋时代。 换句话说,太平洋时代的倡导中渗入了一丝不安感。 为了进入太平洋时代,需要最大化区域内合作、强化太平洋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也需要对世界秩序走向的冷静认识与准备。 ▲李漢彬=是的。应从宏观视角衡量欧洲圈新的萌动对太平洋圈的影响与波及。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我们面临的太平洋时代,必须先行积极应对亚太圈。 首先,太平洋圈大致可分为四类:美、日、加拿大、澳洲等完全发达圈;韩国、台湾、新加坡等所谓NICS的先发中进圈;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准NICS圈;以及中国大陆。 其中,东盟5国等后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大陆,由于我们目前仍具比较优势,今后将成为对我们展现旺盛购买力的市场和投资对象。 从这一点来看,虽然最近也有对我国经济的悲观论调,但从太平洋圈的经济结构来看,并不一定就是悲观或不利的。 只是还剩下如何持续并提升我们现实优势的问题。 虽然是重复的话,但我认为,如果在使民主主义与经济发展并存的努力中,实现提高经济效率的生产率提升,以及支撑这一点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和投资促进,那么对国际环境就无需悲观。 ▲李賢宰=在作为先发开发国家的韩国或台湾等与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的期间,可以在资源与工业化的关系中形成相互补充的经济圈,我们的领导地位也有可能维持。 但最近这些后发国家在强烈的觉醒中投入增长努力,与我们的差距呈缩小趋势。因此,尽管有相互市场多元化和扩大的优点,仍须保持进入相互竞争关系的紧张感,并为持续我们这些年打下的经济领导地位而进行技术开发等不断的先行维持努力。同时,对北方开拓也应为新阶段做好准备。 ▲李漢彬=是的。从大处看,进军东盟以及开拓苏联、中国等北方,应从我们“生活空间扩大”的视角来看待。 我认为,这种生活空间的扩大也将有助于缓解源自领土局限的内部紧张。 同样,今后展开的信息化时代将同时实现地球村时代与地方化时代,从而扩大生活空间。 在这样整体的课题与展望中,我最后认为,我国的教育问题在90年代应当走上成熟的轨道。 简单地说,就是必须克服自60年代以来持续存在的校园问题。 我认为,学生们试图通过骚动解决校园问题的冲动,以及教师、教授们试图以集体意思表示实现校园民主化的被误导的观念,都应在社会层面被克服。 校园的集体冲动当然也源于此前政治状况的缺陷。如今在90年代,为了克服这种冲动,应在整顿周边状况的同时,建立起对高等教育的社会管理体系。 我尤其想强调,没有高等教育的国际水准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必然艰难。 ▲李賢宰=我认为我国的教育问题,如今仅靠入学考试制度与改革这类短期、技术性的改善,已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我参与教育政策咨询会议,我国大学教育在数量方面面临的问题是,现实中如何在社会层面吸纳、解决多达65万名的高考落榜生;在质量方面则是如何提升到与发达国家竞争的水平。 另外,我期待当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左右时,国民意识也会趋于实用化、合理化,高等教育取向的趋势或许也会走向现实、合理的方向。 ▲李漢彬=谈下来真感到,90年代我们要做的事很多,而且每一件都不能不说是重要问题。 我想起某位外国评论家的话。 他的分析是,就整个20世纪来看,如果上半期挤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是日本,那么下半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将是韩国和台湾。 但换个角度看,这也是指出,我们这个在20世纪曾亡国的国家,在同一世纪末成为了世界公认的国家。 这足以成为我们自豪与自信的依据,毫不逊色。 现在要补充的问题是民族统一。 应把90年代用作积极准备统一的时代。 首先应形成南北共同市场,在物资往来中逐渐融化分断之壁。 在统一问题上,无论是既有一代还是年轻一代,都应形成“相信民族、相信历史”的共识。 ▲李賢宰=过去德国身处危机时,费希特发表著名的“告德意志国民书”,向国民宣讲“这是必须创造新世纪与新世界的局势”;我们迎来的90年代也应被视为“被赋予机会的新时代”。 正如我们克服国难的历史所展现的那样,我认为当下的诸多难题从长远看是新秩序形成与国民共识达成的调整过程。 这是开拓使民主主义与经济增长并存走向成熟的未踏之境的调整过程。 就此而言,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提振重获经济活力的勤勉精神,企业家们也需要重新砥砺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所展现的挑战与创造的企业家精神。 90年代孕育着民主主义的落实、进入经济发达国家行列、福利国家的建设、大团结国家的建设等令人感动的历史课题集中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我们错失或延误这一成就机会,结果将是全体国民对民族与国家的历史的背叛。为了实现背负艰巨课题而迎来的众望所归的90年代的成就,必须总动员国民力量。 〔整理=李炳浣记者〕 [照片] ◇李漢彬先生 [照片] ◇李賢宰先生
1990-01-01 | 李炳浣
新春对谈 90年代韩国经济的去向 课题与选择 近代化100年 如今是收获果实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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