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格韦·哈维尔莫(Trygve M·Haavelmo)教授。 8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一位除讲堂之外不愿在他人面前露面的77岁典型挪威人。外界所知道的,仅仅是他作为挪威经济学派的大师,在奠定计量经济学基础方面留下了巨大足迹这一事实。 加之性格内向,他极不喜欢与记者见面。本报记者以瑞典斯德哥尔摩为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本营,两度往返奥斯洛,才勉强成功采访。 通过驻奥斯洛韩国大使馆正式提出的采访请求被礼貌地拒绝,直接前往也是徒劳。 去年11月底诺贝尔奖颁奖前夕,记者不问缘由再次访问奥斯洛,在他那间仅约两坪大的奥斯洛大学研究室里艰难进行的采访,确实是在一种奇特的气氛中展开的。 11月23日于奥斯洛大学研究室
在一面墙满是书架、只孤零零摆着一张书桌和三把硬木椅的狭窄研究室里,这位未婚的老学者喜欢一边喝咖啡吃香蕉,一边与二十岁出头的学生们热烈讨论。这一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头衔看似不相称的事实,反而让人对他更添敬畏。 哈维尔莫教授一见到记者便问道:“你是北韩出身,还是从南韩来的?”听到“是南韩。您不知道汉城奥运会吗”的回答后,他表示:“韩国是发展潜力很高的国家。据我所知,国民性勤劳而诚实。” 挪威人常把包括本国在内的瑞典、丹麦等北欧三国与远东的韩国、日本、中国相比。瑞典像日本,丹麦像中国,挪威像韩国。他们说,首先韩国人朴实勤勉的性格,以及历史上多次遭受外侵的事实,都与挪威相似。 或许正因如此,哈维尔莫教授也说:“对韩国了解不多,但感到亲切。” ——虽然迟了,仍要祝贺您获得诺贝尔奖。特别是对韩国的经济学子而言,这带来了新鲜的冲击。因为获奖者出自并非美国、法国、西德那样的大国,而是一向被视为北欧小型福利国家的挪威,韩国的经济学子也因此认为只要努力就有获奖的可能。 “(面带微笑)我并不太喜欢颁奖之类的繁琐活动。我只是与奖项无关地投入于自己的工作,并从中获得极大乐趣而已。听说韩国的经济学子为我获奖而高兴,我很愉快。借此机会给韩国经济学子一点建议的话,无论是谁,要改善当前的经济状况,首先应确定该做什么的指导方针。这里必须重视的一点是,要尽可能在不损害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为此,必须对适度课税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也需要对经济学周边的政治、社会、统计学等各类社会科学领域投以关注。” ——韩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借所谓“三低”的浪潮,实现了年均超过10%的高速增长。但不幸的是,从今年下半年起增长速度急剧下滑,出口不振、生产率下降、裁员苗头等各种景气衰退征兆开始显现。 “在缺乏对韩国广泛了解的情况下回答这一问题,我认为非常危险。但若要简略谈一谈,韩国经济要持续增长,首先必须先实现政治稳定。因为被称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家庭、企业、政府,其活动幅度都取决于政治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韩国而且还是地下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众所周知,经济主体在确定未来的经济活动幅度时,总要对将来的经济状况作出预测。利率如何、工资如何……等等。但政治一旦不稳定,这种预测就不可能。那样的话,企业的新增设备投资或家庭的储蓄不就变得困难了吗。” ——那么您认为政治不稳定源自何处。 “当然,政治不稳定是由历史、经济、社会等多种变量造成的。这里我只从经济层面谈。 正如80年萨缪尔森教授在墨西哥议会所作的世界经济讲演内容中可以看到的,所有经济的最优条件可以说是没有混乱的市场经济制度。但不幸的是,这种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有时会引发政治不稳定,还会派生出各种副作用。 其中最大的副作用可以举出收入分配的扭曲。这就像蛀蚀高速经济增长基础的害虫。 如今我们必须全力纠正这种扭曲现象。首先应提高劳动者福利,推行社会保障制度。 当然,这还必须伴随最低工资保障和政府的财政补助。在这种状态下,政府若一不小心提供过多财政补助,经济也可能走向非效率的方向。 无论如何,公共部门投资增加,经济主体的收入或资产也会增加。于是转让收益增多,税收也增加。要追求政治稳定,就需要有懂得再次运用由此产生的财源的智慧。因此,为维持政治稳定,所有经济主体都应在把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损害降到最低的同时,为实现财富的均衡分配而不断努力。 虽不能断言具体应如何,但我想韩国也应以这种方式持续经济增长。” ——在韩国,围绕当前的景气低迷,正出现“结构调整期”还是“经济危机”的争论。也有人把韩国经济比作馅饼,担忧馅饼的一部分因财阀垄断加深、生产率退步、过度消费等而腐烂,而且社会各阶层要求自身份额的呼声日益高涨,扩大馅饼体积的速度已跟不上这种要求。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不是一朝一夕能治愈的事情。财富的均衡分配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应追求的目标,但政府若过度只在此进行财政投入,也可能产生反效果。也就是说,可能在经济进入发展乃至成熟阶段之前就遭遇倒退的局面。 不过,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若循序渐进地推行这一点,虽须承受些许景气低迷,但也可以通过引进外国资本的方式把副作用降到最低。一言以蔽之,没有地下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展开双面作战:不断扩大馅饼的体积,同时切除腐烂的部分。我想韩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也正在于这一问题。 另外,一国经济从宏观看是带有周期运行的。从非常长期的视角看,有长期波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也有中期波动朱格拉周期,不是吗。若不从这种周期性层面、而从短期视角看一国的景气低迷,也许可以断定为危机。但这不能算是准确的诊断。最后我想指出,在景气低迷期,经济主体应节制过度的欲求,一边治愈腐烂的部分,一边以一块块砌砖的心态等待复苏期。” ——据我所知,教授曾发表假说,认为各国的经济不平等除经济因素外,还因人口、教育等差异而产生。如前所述,韩国这种不平等也正在加深。 “先从原则性的话谈起吧。从经济层面看,社会必然受人类创造的规则支配。社会既会自行变化,也会因各种经济政策而变化。现实的经济理论正是解释随这些经济政策而变化的社会的理论。 今天世界上生活着超过50亿人。若有人想脱离这样的社会独自生活,他们大概几周内就会死去。因为正如没有个人就不存在任何社会一样,没有社会的个人也是无法想象的。 经济理论正应以这种观点为基础展开。社会成员如何很好地遵守一个社会的规则和规制,将产生刻画该社会特征的经济成果。这些结果又经由政治过程改变该社会的博弈规则。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依据社会规则与规制行动的结果,反过来会对那些规范产生反馈效应。 因此,从经济理论、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视角看,把由这种反馈效应生成的博弈规则视为与个人、社会、政治等无关的经济现象,可以说是不正确的。 结论而言,经济不平等可以看作不仅由经济因素、还由人口、教育等各种因子引发的并发症。当然,治愈它也必须伴随综合处方。” ——话题稍微全球化一些,您如何看明年世界经济的前景。由于明年是90年代的第一年,人们关注世界经济究竟会迎来黄金期,还是进入衰落期。 “首先,若美苏超级大国寻求和平共存,将随之带来相当的经济繁荣。包括东欧改革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也是好兆头。从这一点看,我认为90年代世界经济将有非常好的开端,并将持续稳健的增长势头。 当然,世界经济也存在相当的问题。工业化带来的公害问题、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第三世界外债问题等等……。但我认为这些都是人为事项,通过综合性的政策应对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经济学界正面临剑桥的J·罗宾逊教授比喻为“经济学第二次危机”的滞胀(低增长中的物价上涨)的挑战。虽然不时给出零散的处方,但我认为尚未提出能解释它的理论……。 “经济学界乃至经济学家正面临巨大挑战,这是事实。至今尚未出现能解释滞胀现象的合适理论,这也是明确的事实。令人惭愧的是,我想其主要原因在于此前的经济理论忽视了政治、社会现象。因此,解决的钥匙恐怕在于经济理论如何把不可视、非计量的政治、社会因素加以组织化和计量化。(略带微笑)必须进一步发展计量经济学,原因也正在此。” ——长时间进行了有益的交谈。祝愿教授在90年代学术上继续繁荣。谢谢。 ◇哈维尔莫教授履历 ▲1911年生于挪威斯凯兹莫市 ▲33年毕业于奥斯洛大学经济学系 ▲39~47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42~44年作为挪威贸易委员会统计业务负责人在美国工作 ▲48~79年任奥斯洛大学教授 ▲现以名誉教授身份在奥斯洛大学从事研究活动 ◇论文及著作 ▲联立方程体系的统计意义 ▲计量经济学的概率论方法 ▲均衡预算的乘数分析 ▲计量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作用 ▲投资理论研究 ▲关于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考察。 [照片] ◇特里格韦·哈维尔莫教授(右)去年11月23日在位于挪威奥斯洛大学社会科学馆的自己研究室里,与本报郭永吉记者进行采访的情形。






